鲁迅为师 周氏教学法粉丝众多(图)

鲁迅为师 周氏教学法粉丝众多(图)
2011年09月23日02:53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教育是植根于爱的”。在鲁迅56岁的短暂生命中，有18年曾在讲台上度过。作为家中长子，“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我在经济上的帮助”，他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执教。他上课，倾尽心血 ，敢于创新，摒弃旧教育体系的迂腐和糟粕，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革，逐渐摸索出学生爱听易学的周氏教学法，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作用。

　　初上讲台遇生理课 引用古语上课成功

　　初涉讲台，他便遇上难题：生理课生殖系统如何讲？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中，性教育始终是讳莫如深的。时至今日，仍被一些教师视为畏途，其实早在百年前就被鲁迅迎刃而解了。这位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新教员，认为性在教学中是回避不了的课题，因而淡定自如，坦然大方地讲。但课前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不许笑。为了避免尴尬，他的讲义引用了许多古语，并以文字符号作图：以“也”字表示女性生殖器，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还用繁写的绞丝旁(缺下面两点)代替精子。课上得巧妙成功，这位青年园丁的才智胆识尽显，以至未听到课的学生纷纷向他要讲义。讲义虽简，看得出鲁迅备课是动足了脑筋，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生捣乱点燃气瓶 上化学课血染衣袖

　　鲁迅教书是流过血的。还是在杭州师范 ，一次上化学课他忘带火柴，返回去拿时嘱咐学生勿动易燃气瓶，免得混入空气发生爆炸。等他取回火柴一点火，气瓶居然炸碎，鲁迅手上的血染红了衣袖。再看教室前两排座位空着，显然，这是个别调皮学生的“恶作剧”。在师道尊严的年代，作弄老师是大逆不道的，但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对学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招来过头的玩笑，故而一些友人认为鲁迅被弟子“欺侮”了。

　　与幼时受过的私塾教育不同，鲁迅乐于把课堂搬到自然和社会。他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务长，兼教植物学等课程，带学生远足，零距离讲解植物，教学生认识自然，课上得活泼生动。他还随身背着从东瀛带回的绿色标本箱和“洋桑剪”，沿途见到一些植物，就剪下放进标本箱内，告诉学生是回校作标本用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种寓教于乐的野外教学方法，在绍兴，他是第一人。

　　反对学生读死书 拥有无数“粉丝”

　　他反对学生读死书，“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辛亥革命时，他已受聘当了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武装演说”，参加推翻封建帝制的活动。有的学生担心会遇到当局的阻挠，鲁迅就激发他：“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结果士气大振，市民以为革命军来了，欢欣鼓舞，封建势力闻风丧胆，游行队伍无人敢挡，学校的社会活动初战告捷。

　　旧时教员上课，长衫整洁，举止斯文，处处体现出为人师表的规范来，鲁迅大致也是这样做的。但鲁迅追求的是“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所以有时会“不拘小节”。他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学生们惊奇地发现，周先生右耳夹根铅笔，像个木匠，有些滑稽。讲课间他不时把铅笔取下，在讲义上划着，告诉学生跟着划写，又夹上。直到下课离开，忘记把笔取下。原来，笔是改讲义上的错字用的，由于讲义印得仓促，未及校对，多有错字，他发现及时更正，免得误人子弟。从中可看出鲁迅对教学的严谨和投入。由于鲁迅的学识和认真，他的“粉丝”特别多，听鲁迅讲课，成为北平几所大学学生的一大幸事。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带有绍兴口音的国语讲得稍慢，便于北方的学生听懂。他旁引博证，深入浅出，见解独到 ，有时还在黑板画图，甚至辅以夸张的肢体语言，风趣幽默，学生听得如痴如醉。不仅教室，走廊、窗外满是旁听的学生，不得已，有几次另择场地进行。

　　鲁迅鼓励学生博学，有选择地读中国古籍(免受封建影响)，多读外国文艺作品，多浏览科学书籍，还应懂得一门外语，对读书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并身体力行营造教学环境。1923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他挤出时间，应邀为世界语学校授课。由于学校经费紧张，鲁迅讲课没有酬劳，每月仅付给20元车马费，他却不肯收。不是嫌钱少，他说：“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义务为学校教了几年书。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甘做草肥和泥土，为青年学生的成长呕心沥血，无私相助，源于其人生追求和对教书育人的爱。他师德高尚，桃李满园，让我们认识了作家鲁迅之外的教师鲁迅。文/霍无非

　　鲁迅亲笔书信拒绝诺奖提名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他回信说：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摘自《荆棘与花冠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