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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 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 杨东晨1,杨建国2 (1.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西安710006;2.中共西安市委党校,陕西西安710006) [摘 要周公对远古和夏商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确立了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发展、健全了西周制度文化,整理、修订了“六经”,为儒学的创立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国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因此,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周公;整合;敬德保民;制度文化;“六经”;华夏文化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4)03-0076-07 自古以来,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就会众口一辞地称赞孔子。孔子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崇拜的大儒,而且也成为世界文化界称颂的“孔圣人”。这是因为孔子整合和修订了儒学的精髓“六经”之故。然而,孔子的思想和文化,却是来自比其早500年之周公旦所创立的礼乐文化。周公不仅是西周初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而且也是整合中华远古文化与夏商文化的鼻祖,更是儒家的先祖。《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这就是说,春秋时代人们已将商王汤、周文王及武王视为圣人。他们开创的商、周政治文化,孔子极为推崇,主张政治文化必须遵行周朝的制度。孔子视文王为周政治文化的代表,视自己为继承文王政治文化的代表。《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就是说,孔子又把周公视为整合远古和夏商政治文化的代表,自也要成为如周公一样的人,因而在做梦时常见到周公。《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成也。”《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 周乎?”杨宽先生释:“这是说有人召我去,难道是徒然白白召我去的?假如有人用我执政,西周的政治文化就可以在东方推广开来。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样,从而把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继续发扬光大。”[1](P4)关于周公在创立西周政权中的贡献,我们已有文章作过论述,本文只对周公在整合远古、夏商文化及发展周文化的贡献作以浅述,以与同仁共析。 一、社会发展的大势使周公有条件对文化进行整合 (一)西周以前文化的原始性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提到对古文化的整合,就不约而同地说是孔子。至于儒家的鼻祖是孔子,更不需再言。然而,若再追问孔子整合的文化从何而来?儒家的先祖又是谁?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早于孔子500余年前的周公(名姬旦)。周公是西周初与太公望齐名的大臣:太公望是助文王削商和助武王灭商的大功臣;周公则是助武王伐纣、代成王巩固西周政权的大功臣。可能是因为其功劳太高,又称王执政,所以没有对其在整合古文化中的贡献给予长足的评论。启良同志说:“中国人喜欢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化先祖是周公”,“孔夫子作为文化先祖,是因他创立了儒家,而儒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存延了两千多年。实际上,儒家的真正先祖是周公”[2](P267)。 (二)历史赋予周公整合古文化的使命 中国的原始社会史,又有史前、远古史之称,长达近200万年。从距今10000年至4072年前, 考古学上称其为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发展到这个时期,原始农业、手工业、货物交换业均有所发展,原始的图腾崇拜(即宗教)观念渐强。到了距今约5000年至4072年前,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社会形态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原始宗教观念发展为祖先崇拜、天神及地神崇拜,阶级、财产私有产生,国家的雏形状态出现,原始文化达到了繁荣、灿烂时期。家喻户晓的“三皇”、“五帝”约涵盖了10000年至4072年前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其文化内涵丰富,错综复杂,但概括说其最大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生产力还较低的情况下,先民的认识和思考是如何适应自然环境,以求得自身生存的文化,即图腾、生殖、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当时处在“结绳记事”、陶器上刻划符号记事阶段,并出现初期象形文字。但人间的事物、故事,还是以口耳相传为主。到了“五帝”时代,天地绝通,天事、地事分治,“巫”成了与上天交通的人。《山海经·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和黎。帝令重献于天,令黎邛于地。”《尚书·吕刑》云:蚩尤作乱时,“皇帝(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国语·楚语》说得更加明白:“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万物。夫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重黎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典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民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杨向奎先生释:“少昊以前神司天职,人不能随意通天。及少昊之衰,民神杂揉,神不是垄断通 天的职司,人人可以通天,结果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以致‘灾祸荐臻’。颛顼复使重、黎绝地天通,而代替神职的巫遂正式出现,重黎应当是巫职的开始,而巫是史的前身。”[3](P352)原始宗教、艺术、歌舞、语言等文化从此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云:“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字,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在古史传说的“三皇”时期,先民在同自然依存、适应和斗争中,产生自然与图腾崇拜。原始宗教盛行自然崇拜,人们认为万物有灵,无物不神。《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图腾崇拜的范围甚广,植物、动物、飞禽走兽、高山、巨石等均可作为崇拜物。传说的“五帝”时代,又产生祖先崇拜。“五帝”时代是“中国的酋邦时代。酋邦是强大部落征服弱小部落建立起来的部落联合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个人权力。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开始变革,颛顼帝时‘绝地天通’,实质即是原始宗教演变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导致氏族贵族实现宗教垄断,离天命神学的形成已经不远了。 夏商周均起源和脱胎于尧舜时期,社会文明历程各有其特征,有先后的差别。因而其精神、物 质、制度文化既有共同的方面,也有差异的方面,且在不同的王朝时期有继承、有变革、有发展。孔子《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法言·重黎》云:“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轨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欲巫多效禹步”,说明禹也是一位巫师。《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张光直先生说:“夏后启无疑为巫,且善歌乐。”[5](P64)《礼记·表记》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知而野,朴而不文。”五帝时代有专职的“巫”,夏代有“巫官”,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听“天”由“命”。在中国,家天下的国家建立之后,国王仍然把持祭祀大权,仍然为祭司之长,一些重大的祭祀仪式仍然由他主持。即夏代仍是有所发展的天、地之“神文化”,商代亦是如此。《墨子·兼爱下》载:“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即殷与夏一样,宗教观念仍处在巫术阶段。张光直先生说:“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 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天’是智慧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觉的,拥有统治人间的智慧和权利”,“统治阶级也可以叫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常是巫”。商代的巫官有太史、祝、卜人等,并设“总管”一名,负责所有的祭司事务。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征三苗是乃行“天之罚”;征有扈氏是“天用剿其绝命”;自己的行为则是“共行天之罚”。标志着夏朝“天命神学”的逐步形成。其敬祀神的范围沿袭“三皇五帝”时代之神。《尚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亡”,“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说明商代仍是“天命神学”时代。殷 墟卜辞多有“天帝”的记载。夏、殷的宗教都有原始宗教的遗风,上天和诸神主宰一切,诸王均称自己是天帝之子,按天帝之命行事。概而言之,夏商的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自然性、神鬼性,始终未脱离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即商人的天命观还没有进入理性、法定性的阶段。同时,甲骨、金文的出现,也为周公整合、发展文化提供了条件。 二、周公对宗教和制度文化的整合 先周经历氏族部落、奴隶制诸侯国的两个时期,约与尧舜至商末的阶段相当,文化也相似。但 在商晚期,随着人们思维的提高,已从对自然的思考和认识,向思考和认识社会、人生问题的转化。尤其是受“天”命统治四方的夏、商王朝之相继灭亡,使代商建立的西周最高统治者武王,不得不思考“天命”的大问题,即怎样才能保住从“天帝”之子纣王手中夺取的王位。即如何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自居于中国的合法统治地位。《利革蔑》、《何尊》、《天亡革蔑》铭文、周原卜辞及《逸周书》,都反映出了周武王的这种思想。武王执政四年而亡,这个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摄政称王的周公旦身上。陈来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西周前期是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型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克里斯玛角色。周公的历史重要性和贡献,不仅在于传统所谓‘制礼作乐’,周公的贡献实在是在于他的思想,大半周书所反映的周公的思想极大影响了周人的天命信仰,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价值理性在文化中开始确立根基。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关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重要的文化地位。”[ 周公对远古和夏商宗教文化的整合,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成就。 (一)敬德保民统治思想的确定 胡厚宣先生说:“商王坚信‘有命在天’”[8](P35-46),但却被西方周诸侯国灭亡了。天之子夏王灭于殷,殷天之子殷王又亡于周,严峻的事实使思想家周公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也使周公不得不从人世间诸事情中,思虑如何才能保住“天命”。武王、周公等认为:尽管王朝之兴是以“天命”为前提的,但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天命”不会只把王朝永远托付给一个姓氏的人。在他们看来,周朝非“大邑商”,而是一个“天下”。商代替夏,周代替商,是天命的交接,也是华夏群体文化的不断提高和延续,更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逐渐吸收、融合“四夷”文化,而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一统天下。周朝的统治思想体系因袭商代,宗教思想占支配地位,以帝或上帝为至上神。但与其不同和进步的是用人格化的天来称呼帝或代替帝的概念。“周人只是把天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但是既然已经怀疑它,那么这种工具也是不很可靠的。在这里, 周人的思想又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尚书》中几篇周初的文字,如《康诰》、《梓材》、《召诰》、《君》等,都翻来覆去地重复着‘敬德’的思想”,“周朝奴隶主贵族提出敬德来,就是要王和各级贵族全力控制他们的政权,不使丧乱有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能够保住了”[9](P274)。明德、慎罚、保民是周公在西周初为统治者提出的基本治国思想。“明德”即“敬德”,即强调要实行德政;“慎罚”,指刑罚在执行时要合情合理;“保民”,指的是要爱护、体恤、善待民众。三者是有机联系的,不可偏废。《尚书》之《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方》等11篇。《郭沫若全 集》(历史编)认为:“除掉《召诰》的前半是召公所说的话外,其余的都是周公所说的话,那其中流露着的思想我们不能不说是周公的思想。”因此,那种认为“周公为了证明自己位的合理性,就必须在理论上动摇嫡长子继承制,或者说给嫡长子继承制一个补充性的说明。‘德’和‘天命’两个范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2](P281)之说法,显然是贬低或歪曲了周公的统治思想。正如加润国同志所说:“周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他已经开始怀疑天命,强调人事的重要性,重人事而轻天命;制礼作乐,实行‘礼治’;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反复告诫统治者防止腐化堕落、怠忽政事,提倡励精图治。这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10](P18)尤其是周初提出的“保民”思想,即“民意决定天命的思想,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对远古以来的天命神学观创造性的人文转变,直接启迪了周末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4](P121)远古时代的“上帝”原是部落神,是商人尊崇的偶像,经周公改造,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从此“上帝”由部落神转化为中国的道德神。 (二)对制度文化的整合 西周的中央机构和官制是在夏、商官制基础上发展、健全起来的。虽然这是先周诸公、西周诸王长期的营构,但从中央到地方诸侯国的官制整齐划一,与周公的整合有一定关系。如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等一套维护统治政权的制度,均是经过周公的改造、加工而确立的。对于研究周朝政治制度的《周礼》(又称《周官》),有的认为是周代之书,有的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书。“《周礼》按天地四时分设六卿,分掌六典,以天官冢为六卿之首而执政,显然出于儒家的思想安排,这是经过儒家改造的理想政典。但是其中也还记载着真实的西周制度,例如《周礼》所说‘国’中设六卿,‘野’中分六遂的制度,该是真实的。”[1](P10-11)但从《周礼》的主要建制出于周初的思想看,应是研究周公关于政治制度的史料。因礼制是维护分封制的,“周公是周 初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同时又是位强权人物,他完全可能在殷制和周族礼制的基础上创立一套新的礼制,以规范整个社会”;“从《周书》诸篇看,周初的礼制已同殷制很不相同,而这很可能就是周公制礼的结果”;“《左传》、《逸周书》、《史记》皆云周公制礼或作《周官》之事,虽然不甚确切,但是并非没有根据,至少后来《周礼》的基本框架在周公那里是有了的”[2](P292)。此说是很有道理的。还有一部分研究周公政治建制思想的书是《仪礼》。它是当时贵族生活的日常规范、礼仪书,与周代国家建制根本大法的《周礼》相辅相成。杨向奎先生说:“今传《三礼》为《周礼》、《仪礼》及《礼记》。《周礼》一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建官政之法’;而 《仪礼》相传《经》出于周公,《记》则出于孔子及后学。”[3](P283)杨宽先生认为:“《仪礼》传为周公制作,实际成书当在战国时代。”[1](P11)《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杨宽先生释:“古代的典章制度常常贯穿在各种礼仪的举行中,因而所谓礼制,实际上包括所有典章制度在内,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由此探索西周的典章制度。”[1](P11)可见,周代国家体制、官制等级制及其规范的超越夏、商,以及初步的整合统一,与周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加润国同志亦说:周公“依据周制,参酌殷礼,为周朝制定了田制、官制、禄 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10](P16)又云:“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孔子一生辛苦奔波、孜孜以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周公以自身的品格、能力和政绩,为儒家的思想学说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个人典范,这是他对儒家学派的一个巨大贡献。 三、周公对远古和华夏文化的整合与贡献 为什么说周公是整合古文化的第一人,又为何说他是儒家的先祖?这就得从儒家推崇的“六 经”之修订过程中去探寻。尽管儒家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都有战国编选、修订家派的局限性,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到周初社会的一些情况来。 (一)周公与《尚书》 《尚书》是《六经》之一,又称《书》、《书经》,是上古帝王之书,其内容有誓辞、谈话、演讲,大都是记言的。其中部分材料比《易经》、《诗经》还要早,被称为是我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书。它在对古代社会、古代历史的研究上有极高的价值,由孔子所删定。《庄子·天下篇》云:“《书》以道事。”《荀子·劝学篇》云:“《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即《书》(《尚书》)是统治阶级总结历史统治经验的书,可称为“政论体”。其中《周书》的19篇中,周公亲自撰写的文告就有11篇。“今本《尚 书》二十八篇,《周书》占有一半,大多记载开国大事,其中十篇记有周公有关开国大业的长篇大论,宣扬的是儒家所推崇的‘文、武、周公之道’。”[1](P1)如:《金》是记述武王病,周公愿以己身代死,作祝辞藏于匮中,外用金质绳索封存。另一说,是藏于铜制作的柜子中;《大诰》是周公东征时所颁发的文告。《康诰》是周公分封康叔时的训辞;《酒诰》是周公诰诫康叔要戒酒,勤政事;《梓材》是周公诰诫康叔要推行“明德”的政策;《洛诰》是周公归政于成王、留守东都的诰文;《多士》是周公对殷贵族的训辞;《君》是周公对召公的训诫文告;《无逸》是周公诰诫成王吸取殷朝灭亡教训的诰辞;《多方》是周公代表成王诰诫多方贵族的训辞;《立政》是周公归政成王后对成王进行教导的诰文。据有的学者研究,武王作的《泰誓》、《牧誓》等,亦为周公所撰。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就说:“《尚书·周书》的《大诰》、《康诰》、《梓 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等篇,是可信的周初文献,主要反映了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4](P118)此外,古文《尚书》中的《武成》,相传也为周公所作。具有《周书》遗篇性质的《逸周书》,可确指为周公作的是《皇门解》,记述的是周公会见“群门”(大宗族长)的讲话。《世俘解》、《商誓解》、《度邑解》、《作雒解》等,都是记载武王克殷后之大事的,起码也是周公参与起草的,或者可以说多少代表了周公的思想。 (二)周公与《周易》 《周易》经孔子删订,称《易》,后又称《易经》。它是对传说的“伏羲画八卦”(距今约七八千年)至周初“占卜术”的总结,因而被称为“巫书”或“卜筮”书,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经”中有八卦,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各卦各爻均有解释的辞句,称为卦爻辞;“传”有《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十篇,称十翼[11](P12)。合而言之,《周易》是由64条卦辞和384条爻辞构成的,加用辞2条,共450条。其成书时代说法不一,有商末周初、西周中晚期、春秋、战国等说。认真分析其内容,《周易》非一人一时写成,“经”当成于周初,“传”当稍晚。“古人有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的传说。”[11](P12)杨宽先生说:“《周易》是周人用来‘筮占’的经典,所有卦辞、爻辞中不仅包含有哲学思想,还述及周初的国家大事。原本作于西周初期。”[1](P9)高亨《周易古经通论·周易琐语》云:“《周易》古经,大抵成书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随·上六》云:‘拘系之乃从维上,王用亨于西山。’余谓‘从’读为‘纵’,维’读为‘遗’,‘纵遗’犹‘纵逸’也。此文王被囚于里(今河南汤阴县)又被释放之事也。《晋》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即康叔,初封于康(今河南太康),后封于卫,此康叔封卫前之事也。《明夷·六五》云:‘其子之明夷利贞。’箕子亦殷末周初之人也。其中无武王以后事,可证此书成于周初矣。至于最后撰人为谁,则不可知。后儒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与此书之内容无所抵触。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欤?”《系辞传》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也,周之圣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也。”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衷》对此亦有记载,易传《要》更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辞咎,然后《易》始兴也。”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历史》释云:“可知《周易》兴起于殷周之际,与周文王有很大的关系。从《周易》经文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里(今河南汤阴)时,可能对64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后来,周公旦可能又作过加工。但无论被囚禁的文王还是日理万机的周公旦,都不可能是《周易》经文的编纂者,它的真正编纂者只能是周初筮人集团中的某个或某些教职人员。”[4](P122-123)此论是比较客观的,《周易》当然不会出自文王或周公一人之手,也不会是 一二个筮人或教职人员所为。因此,文王编排伏羲氏画的八卦,周公加工过(即使是一些教职人员编纂,也要由摄政称王的周公审定)是可信的。《周易》的属宗教神学范围、人事影响天命和吉凶的思想,也正与周公整合的宗教神学相吻合。可见《周易》的古经,周公有撰写或订补“爻辞”的贡献。 (三)周公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西周诗歌的精华收入其中,原称《诗》或《三百篇》。《诗经》与《易经》、《书经》一样,孔子删订时称《诗》,后来称《诗经》。它“本为三百十一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为笙诗,有声无辞,故现存的诗只有三百零五篇。这些诗我们虽然无法考证每篇的年代,但就其全体而言,约起于周初,止于春秋中期(公元前570年左右)。这三百多篇诗,是代表着五百多年的长时代。”[11](P34)又云:“周初去古未远,神鬼的至尊观念,还能牢固地统治人心。从《诗经》现存的作品看来,当时的文学,正是那些为宗教服务的颂歌,代表的便是《周颂》。”[11](P35)《诗经》的《周颂》共31篇,均为西周初年的作品。《毛诗序》云:“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意思是说《周颂》是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并用板滞的形式和典重的语言,颂扬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周颂》31篇,除个别诗篇外,都是西周早期之作。其内容多为赞美文王、武王、成王等先祖的美德。也有一部分作品虽是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但作为农事诗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4](P136)古文《尚书》中的《武成》为周公所作。《礼记·乐记》曰《大武》,分“六成”。其歌词“就是《周颂》中的《我将》、《武》、《赍》、《盘》、《酌》、《桓》等六篇。”[1](P103)不言而喻,它们当为周公所撰。另据学者研究,《清庙》篇是周公祭文王的颂歌、《维天之命》是周公制礼祭祀文王之歌、《维清》是周公制乐时祭文王之歌、《天作》是周公和成王祭祀先王先公或祭祀岐山之歌、《我将》是周公和成王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歌、《时迈》为武王与周公巡狩山川百神之歌、《执竞》是周公和成王祭武王之歌、《思文》是周公祭祀周始祖后稷德可配天之歌、《臣工》是周公和成王庙祭后诫诸侯农官及时治田,以备丰收之歌等[12](P491-506),足见周公对《诗经》的形成也是有相当大贡献的。 (四)周公与《周礼》及《仪礼》 《周礼》、《仪礼》前已述,说它们是周公一人所作似不可能,但其内容和所表达的思想确多为周公的思想和观点。杨向奎先生说:“中国古代所谓《礼》(孔子删定)或《礼经》指今《仪礼》言,而《周礼》为《周官》,《礼记》只是《礼经》的传;但谓《仪礼》为周公作,我们已经说过不可能。书虽不出于周公,其中的礼仪制度在西周以至春秋曾经实行 过。实行过的礼仪和原始的风俗习惯不同,是经过周初统治者加工改造,以适应社会需要,因此以现存《仪礼》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部分内容,是说得通的。”[3](P299)《周礼》、《仪礼》起码是经过周公整合和加工的,是孔子修订《礼》的主要依据。 (五)周公与《乐经》 孔子删定的《乐》(后称《乐经》)已失传,不知其内容。但是可以断言,《乐》与周公的“作乐”有着渊源或资料“依据”关系。“音乐舞蹈起源于劳动。大概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创造了朴素的乐舞。进入到阶级社会,音乐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附加了阶级的烙印。周初贵族中自然有一套合乎他们身份的音乐。传说周公曾‘制礼作乐’,《吕氏春秋》还说他作过《大武》乐”,“这是说《大武》乐是周公作的。还有记载说‘武王、周公作《武》’。”[13](P544)《周礼》记载:周的各种礼仪都配有音乐、舞蹈。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历史》说:“西周的音乐舞蹈发展到了高峰。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就制礼作乐,乐舞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 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使用上等级森严,并设立了大司乐为首的宫廷乐舞管理机 构。”[4](P138)周公作或整合过的乐,应当是孔子修订《乐》书的基础。因此,称周公是伟大的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等,也确实不为过。儒学虽然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所创立,但《六书》的一些重要内容早在西周初年就已产生了,且已经过周公整合(改造和加工),成为孔子第二次 整合文化的基础。“真正对儒家做出贡献的是周公和孔子。孔子无疑是儒家的创立者,而周公则可谓儒家的先驱者。”[10](P16)此论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综上所述,周公是西周初的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又是助武王灭纣、建立西周的开国功臣之一,更是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少的危机形势下,捍卫周朝一统天下、制礼作乐巩固政权的摄政王。同时,他又是第一个整合古文化的“圣人”,是儒家的先祖。杨宽先生说:“儒家从孔子开始,一贯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特别推崇西周开国君主文王和周公。孟子进一步把从尧、舜、禹、汤、文王到孔子推尊为‘圣人’的传统。荀子又开始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书》、《礼》、《乐》作为儒家的经典。因而西周的政治文化,包括文王、周公等人物,影响很是深远的。”[1](P1)许倬云先生说:“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形成期,正是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14](P319),而“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又与周公整合商代以前华夏文化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元圣”周公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统一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3](P141)中华上下6000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劳动人民的创造史,而“圣人”们就是伟大文明事业中代表人物,周公就是“三代”文明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参考文献 [1] 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 [3]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7. [4] 张岂之.中国历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M].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 [6]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 [7]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8]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J].历史研究, 1959,(9). [9]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10] 加润国.中国儒教史话[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 社,1999. [1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M].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 [12] 袁愈.诗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13]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4] 许倬云.西周史[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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