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证明的“烈士”父亲

无法证明的“烈士”父亲

　　周致中殉职后,国民政府1948年为其颁发的荣哀状。(周家供图)

　　　周致中妻子与小儿子周法山。(周家供图)

　　家人为周致中和妻子李氏立的墓碑。(周家供图)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不敢想”到“不知道怎么想”,周法山和姐姐周法英等周家人一直想证明,在抗战中牺牲的父亲周致中曾经是一个抗日英雄。
　　周致中部既不属于国民党正规部队,又没有与共产党的队伍有过合作,这支国民党地方部队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太多详细的记录。
　　在他们的回忆和搜寻中,周致中的抗战经历和形象,逐渐变得丰富而饱满,但仅有这些,终究还是无法证明什么。

　　周致中就是周正和
　　“没想到现在还有人记得22旅,记得周致中。”5月21日下午,聊城西南十几公里外的张炉集镇段庄村,80岁的周法英眼中泛着泪花,一度哽咽。
　　很难从这个老太太身上看出什么传奇的故事。但就像一次机缘巧合让我们接触到国民党保安22旅那段不为正史所详述的历史(详见齐鲁晚报5月11日B04版)一样,身在济南的高佛堂寺村(与段庄村一街之隔)周家的后人,从齐鲁晚报上看到“周致中”三个字,突然想起,这是不是家乡老人们嘴里一直念叨的那个“抗日英雄周正和”?
　　“听我儿子一说,我知道差不多就是他了。”21日下午,说起这件事,80岁的周家后人周正琨忙不迭地从屋里拿出完成于2009年的周氏族谱,翻到“正”字辈时,周正和的名字映入齐鲁晚报记者眼中,紧随其后的是并不陌生的两个字:“致中”。
　　据族谱记载:“正和,字致中,1906—1943。1937年集聚民枪成立抗日队伍,曾多次歼击日军,后被国民党收编为保安22旅,任旅长。1943年初,在德州原恩县与日军作战,不幸殉职。”
　　族谱的参与编纂者周正琨说,这些信息是他从村里老人以及那次战斗幸存者口中打听到的。
　　这也就是说,之前报道中提到的周致中,正是这个“周正和”。
　　时任22旅通讯兵的宋之瑞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与周致中同时遇难的,还有担任团长一职的其弟弟周二虎。周正琨告诉说,周二虎就是族谱上29岁的周正刚,“二虎”是其在村里的小名。
　　出现在这本族谱上的周家遇难人员中,除了正和、正刚外,另外还有7人,他们分别是:20岁的正波,27岁的正容,28岁的正海,35岁的正立和正庆,28岁的法禄及38岁的法成。
　　这些人的卒年无一例外是1943年。“他们都是周致中带出去的,没想到都死在了那一次战斗中。”周正琨回忆说,除了死者外,苏留庄一役中,周家还有数人受伤,“我哥哥回来的时候受了腰伤。”
　　不仅是高佛堂寺村周家,周围几个村子都有数量不等的人死于那次战斗。
　　“你要相信我们,这个周正和就是我的父亲,22旅旅长周致中。”周法英说完,长长舒了一口气,尽管这个父亲并未给这个80岁的老人留下多少印象。
　　冲在前面的“当官的”先倒下了
　　村子里知道周致中的人不在少数,但包括最年长的89岁老兵段法增在内,能清楚说出周致中的经历的,却寥寥无几。
　　段法增加入周致中的22旅时已经是1942年。那时,刚刚16岁的他,只分配到一杆长长的红缨枪。
　　尽管两家的距离只有一里多路,这个年轻的孩子兵却没机会见到本旅的最高长官,以至于多年后在被周围人问及对周致中的印象时,老人只是木然地摆摆手,“不记得。”
　　几个月后,段法增参加了进入22旅的第一次战斗,也是22旅的最后一次战斗。战斗给他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很多年之后,每次讲起这段经历,他总会以“那年大年初一”开头。
　　段法增其实并不知道战斗的具体部署,他只记得当时与日军短兵相接时的情形:“当官的”骑着马冲在前面,很快就被鬼子的机枪扫倒一大片。
　　周致中是否在其中?“那时候还哪有时间去看啊。”老人说,尽管年近九旬,段法增还是熟练地给齐鲁晚报记者比划着射击动作,“当时打一枪塞一个子(子弹)。”
　　开着汽车且装备精良的日军很快将22旅包围。队伍沿着大沙河且战且退,最终不敌日军,“像谷子穗似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下去。”
　　按照段法增的说法,战斗从“早上开饭一直打到日头西落”,乘着夜色他一路向南,忍饥挨饿跑了一百多公里,才回到自己的村子。途中实在饿得不行,他就“用一颗子弹换了老百姓一个饼。”
　　段法增回忆,22旅当时有三个团加一个特务团,周致中带出去的约有千把人,最终逃出来的只有几十人,包括周家9兄弟在内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
　　对这场战事,周致中四子周法山后来从母亲嘴里听到的消息是,周致中被当地的红枪会出卖,他们一出门,就有人给日军通风报信,以至于最后被包围难以脱身。
　　所有这些都已无从考证。真实的周致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没打鬼子,鬼子又怎会把他杀害?
　　事实上,直到今天,除了一纸“荣哀状”外,周法山都不知道该怎样证明,自己的父亲就是那个为了抗日而牺牲的国民党少将旅长。
　　小时候印象中的父亲很少回家,即便回来,也是晚上回一大早就走。这是他没给家人留下太多印象的原因之一。
　　根据族谱记载,高佛堂寺村的周家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在这个因靠着一个占地约40亩的寺院而得名的鲁西村子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有500来人,其中周姓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传到“正”字辈,已是周家十八世。
　　村里老人曾听说,周致中(正和)是个土生土长的当地农民,曾经去过西安。周法山推测,父亲就是在那里接受了抗日的思想教育,“七七事变”后,他很快就发动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拉起一支民团性质的队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
　　这类队伍在鲁西地区并不少见。日军入侵山东后,韩复榘部未作太多抵抗便南撤,大批地方官员同样望风而逃,在失去军队和政府的“权力真空地带”,土匪开始横行。日本人到来后,对土匪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方针,一度加剧了土匪肆虐。这种背景下,民众开始自发成立队伍,保卫家园,一则抗日,一则抗匪。
　　聊城地区的这些民团队伍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第六战区司令范筑先收编。范筑先在1938年聊城保卫战中殉职后,随着抗日形势的恶化,队伍出现分化,有的投敌做了汉奸,有的则一直坚持抗战。
　　“日本人恨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现实中来的周正琨这样分析周致中,“如果不打鬼子,鬼子又怎么会下决心把他包围消灭了呢?”
　　周正琨说,身处兵荒马乱年代的周致中在当地的口碑很好,“他当大官这么多年,从来没给家里置办过一分地,一片瓦。”
　　“每次出门,周致中穿的是新棉袄,回来就‘换’成一身旧的。”周法英回忆,后来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抱怨父亲的这种做法,“新衣服都给别人穿了”。
　　在周家人的印象里,尽管做了“大官”,周致中却并未“发财”,家里只有几亩祖上留下的地,还有三间破土房。每次骑马回家,路上遇到老人,都会把马让给老人,自己牵着绳子走在前面。
　　谁来证明?
　　周家兄妹还是享受过几年烈士家属待遇的。
　　周法英回忆,他们家当时住在济南东郊机场附近,几个兄弟上的还是在市中心的国民党烈士子弟学校。
　　1943年,周致中的一位副旅长将周妻李氏及四个孩子带到了济南。日本投降后,孩子们进入了当时的国民党烈士家属子弟学校就读。
　　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为了混点吃的。周法山说,父亲死后没给家里留下一点财产,母亲和几个孩子不得不靠着亲戚的救助艰难度日。上学的好处之一,就是“那里管吃管住”。
　　他不知道,艰难的日子其实刚刚开始。
　　济南解放前夕,周法山的两个哥哥随学校去了南京,随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他因为年龄小,只能留在母亲身边。济南解放后,老家的一个舅舅过来,将母亲及两个孩子带回了老家。
　　此后,他们迎来了无休止的运动,其间坎坷毋庸多言。
　　“小时候,每天写完作业,我们都要到储存地瓜秧子的地洞里去,就是担心别人说我们是反动派,来批斗。”5月19日下午,忆及往事,周法英53岁的大女儿仍然心有余悸,“一言难尽”。
　　“现在也想明白了,那会受折磨的,又不是我们周家一家,哪户人家不受点牵连呢?”时隔多年,对于过去,周法山似乎看得很开,“当时有这么个国民党父亲,躲都来不及,谁敢去说这个人是抗日英雄呢?”
　　在那个“不敢说”的年代,忍受着中年丧夫之痛的周致中之妻李氏,艰难挑起养育一家老小的重任,她在1969年离世。
　　周正英说,由于父亲老家只有三间破瓦房,难以御寒。母亲后来一直住在段家庄的娘家。按照农村风俗,长期住娘家的出嫁女人很容易被人看不起,加上一个国民党丈夫的“罪状”,一家人受到的屈辱可想而知。
　　“听母亲说,我姥姥临死前不咽气,直到后来把她抬到高庙堂寺村的那三间破土房,才咽的气。”周法英的大女儿语气哽咽。
　　后来回乡探亲的周家长子,给母亲立了一块一人多高的石碑,从村口望去,很显眼。
　　尽管周法山和姐姐乃至下一代都一直生活在周致中或明或暗的影子里,但他们并未放弃为周致中“正名”的机会。
　　转机出现在改革开放后。
　　1983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让周法山看到了希望,“至少敢想给父亲‘正名’了。”周家人当时还迎来了另一个好消息:随着两岸关系解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远在台湾的两个哥哥先后跟家里取得联系,并来到大陆探亲。
　　周法山此后还跟着姐姐周法英去台湾探亲,形势变得越来越好,他为父亲正名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本世纪初,周法山再次去台湾看望哥哥时,获得了一份由国民政府颁发的“荣哀状”,以表彰周致中抗日殉国。
　　周家人多年的梦想似乎近在咫尺了。但很快他们发现,想要证明周致中是抗日烈士,远没有上面那些“民间传说”说的那么容易。
　　周法山说,几年前,他给省民政厅寄去了搜集的一些证明材料及“荣哀状”复印件,一位负责人接待了他之后表示,这些材料有些单一,建议他从聊城、德州等地的民政、史志等系统再多收集一些材料。
　　周法山多次给聊城、德州等地民政系统去信去电,希望当地政府帮忙查找有关周致中事迹的材料,但被告知查不到这方面内容。
　　“我们只知道父亲牺牲在原恩县的某个地方,但一直没查到具体地点,连那次战斗的经过母亲也没讲清楚就去世了。”
　　按照规定,证明烈士需要有“可靠证明”,但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周法山说自己并不太清楚。
　　按照当时的形势,周致中部既不属于国民党正规部队,又没有与共产党的队伍有过合作,处于夹缝之间的这支国民党地方部队,很难在历史上有多少详细记录。
　　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千千万个无名英雄致敬,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