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骥良

周骥良，1998年迁居大寺镇泉集北里。
认识周老很早，但从未有过深谈。
知道周老，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天津日报》以整版展示年内本市长篇小说创作成果，其中一部便是周老的《吉鸿昌》。
认识周老，是在80年代初。大概是1982年，我因整理民间文学，常去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得到过周老的指导。
2013年5月16日上午，我拜访了周老。
几年前，听说周老迁居大寺镇，也曾几次去物业和小区打听，未寻得线索。去年“寻根大运河”走到武清，座谈会后，与武清政协主席冯品清老师谈及周老，冯老师承诺：“我帮你找他的电话。”不久，冯老师发来了周老的电话号码。
这次拜访，我对周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周骥良，1921年出生于天津。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1942年）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北京、沈阳、上海工作。1948年秋回津，参加迎接天津解放工作。1949年后历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天津文化局干部，《星报》副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民俗研究会会长、天津侨联作家艺术家联谊会主席，《民风》主编。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长篇传记小说《川岛芳子前传》、《吉鸿昌》、《女间谍覆灭记》、《杨虎城》，中篇小说《毋忘国耻》，特写集《吉鸿昌将军》、《大风暴之歌》、长篇连载《李鸿章与慈禧》、《游击英雄包森》等。《吉鸿昌》获河南省优秀作品奖，《聪明的药方》获中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学三等奖。
周老祖籍安徽东至，因其曾祖父周馥在津为官，始落户津门。真正的书香门第。周家与梁（启超）家相提并论：“周文梁理”，周家多社会科学才俊，梁家多自然科学大家。《东至周氏族谱》选录的周氏历代诗词计有五册，洋洋大观，令人惊叹。仅周老这代人，就有20多位教授，出版专著的有10多人。在周老家具极简单的住宅里，最显眼的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橱，其中一架，放的全是周氏族人的著作。
现在，已92岁高龄的周老，仍笔耕不辍。他的生活准则是：生活低调，为人爽朗，学问勤奋。
大寺镇，藏龙卧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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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骥良是周馥见到的最后一位曾孙，周骥良1921年7月出生，周馥当年9月去世，周老对其曾祖父没有任何记忆，但他也有非常珍贵的纪念：“我的名字是曾祖父给取得。”
梅兰芳三改《霸王别姬》
周骥良
《霸王别姬》是梅派戏的经典剧目。这戏最初名《楚汉争》，是杨小楼的剧目，和梅兰芳本无关。一次有人议论，说楚汉相争并无是非可言，倒霉的是老百姓；可怜的是虞姬，死得冤枉！梅是善于听话的人，决定改编《霸王别姬》，以古鉴今。
改编完的本子，虞姬成为一号人物，但和《楚汉争》一样，也要连续两场才能演完。梅大师请内行、票友、亲友来看非正式演出。白天看前场，夜间看后场，大家全无异议，惟独一位既非内行，也非票友的听蹭戏的人在倒抽凉气。梅大师赶忙过来请教。那人说连看两场实在累人，还说如果只看了其中的一场，观众是否也要倒抽凉气？梅大师认为言之有理，决定缩写《霸王别姬》。
压缩后的《霸王别姬》确实洗练得多，博得彩声一片，梅大师应该知足了。但在一场演出中，他发现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者连连摇头，不以为然。梅大师下场之后就吩咐管事的打听这位老者是何许人也，这可难坏了管事的。幸好，在另一出戏里老者又落座在前排，梅大师就嘱咐管事的快给那位老先生送水果去，打听清楚姓名和住址，就说他要去拜访老先生。转天梅大师登门了，几句寒暄过后，这就照直问来。这位老人姓朱，深谙剑术，就说你的舞剑路数和尚小云的舞剑路数完全一致。尚小云是武生的底子，他舞剑刚劲十足，你怎么比得了？再说虞姬是贤惠的女性，应以柔胜刚，整个路数都要改。梅大师连声道谢，回去之后另起炉灶，重新编排，这才形成现在的路数。
梅兰芳的成名不是偶然的，他有句从艺名言：“一师二友三观众。”《霸王别姬》的三改，恰是最好的说明。
周氏一脉
周馥,慈禧对周馥的评价：“你办事认真。”
周馥（1837－1921.9.22），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人。早年因多次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后又升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补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其间积极筹划建立北洋海军事宜，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任永定河道；七年（1881年）任津海关道；九年又兼任天津兵备道；十年，奉李鸿章之命到渤海编练民舶团练，周馥深得李鸿章赏识，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诸多赞画，深受倚重。遂由候补县累迁至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十四年（1888年）升任直隶按察使。甲午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理。马关议和后，以身体病弱自请免职。其女嫁给袁世凯的八儿子袁克珍。其子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中国近代实业家，山东大学堂的首任校长。
参加军务
同治元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防御太平军攻打上海，奏派李鸿章统率淮军开赴上海。旋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即派周馥办理文案。翌年，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常等地太平军，周馥携护巡抚印信相随，并参议军务，以军功保奏知县留江苏补用。
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奏保周馥以知府留江苏补用。六年（1867年）冬，李鸿章奉命督师，赴河南、山东对捻军作战，周馥因襄办金陵善后工程局事务及丁父忧，未能随往。
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便以天津西沽筑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筹划。时值直隶大水成灾，永定河多处决口，京津一带几成泽国，京畿安全受到威胁，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就遇此大灾，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负责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备料，“终日奔波于泥之中”，“日夜监工，虽大风雨亦不稍休”，很快将卢沟桥大石坝等处决口堵修完竣。李鸿章对工程进度十分满意，遂极力奏保周馥以道员留直隶尽先补用。周馥于光绪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
治理
此后，周馥在直隶为官二十余年，凡遇水患，无不参予筹划治理。他深知直隶水患以永定河最为难治，“河十年八九决，每塞决费多或二三十万，少亦十余万，豁粮办赈又数万，历任直督苦之”，他认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与之相关的河流也必须同时治理。因此他还对天津、通州等地河流进行治理，结果使直隶水患大为减轻。
光绪元年
（1875年）冬，李鸿章委派周馥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他“苦心经画”，使军饷供应得到保障。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忧回籍，两江总督沈葆桢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周馥坚辞说：“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利害！”遂于七年（1881年）四月，丁忧期满后，仍回海防支应局本任。旋署津海关道。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但由于美国不接受，中国当局亦未能坚持，故此把朝鲜推向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渊。周馥每忆及此事，都深感遗憾。
十年夏
中法战争爆发，沿海防务吃紧，清廷命李鸿章派专员负责在渤海湾海口一带加强防务。李鸿章即以周馥“随营多年，熟谙工程，究心韬略”，奏委他督办此事。周馥从五月至七月，终日奔驰于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联络营将，会督地方文武，编查民船，严禁接济勾结等弊”；一面督同各处将领，认真勘察各港湾炮台，并绘制北洋地形总图，又绘制大沽、北塘、营口、旅顺、大连、烟台、登州七处要塞分图，并制成部分模型，以供进呈。
是年，周馥又会办电报局事务，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翌年夏，奉委筹建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十月，参加中法议订中法商民在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十二年春
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书院，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四月，总理海军事务醇亲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扈从文武官员及舆仆人等230余人。李鸿章对醇亲王进行隆重接待，凡阅操一应事宜，悉由周馥筹办。周馥不仅对各种接待礼仪、膳宿安排、巡察路线、阅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还随李鸿章陪同醇亲王至大沽、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等巡视，检阅海军实弹演习，并参议防务诸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数万言的《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逐日详细记述醇亲王巡阅的全部活动。对于周馥筹办的这次巡阅安排，醇亲王甚为满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隶补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创建唐胥铁路，开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后又奏请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办完成天津至西林段工程建设。
八月，户部以津海关“洋药税厘箱数不符”，奏参将周馥“严议革职”。李鸿章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户部有意对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关征收洋药税厘“箱数并不短少”，“查明并无弊混”等情，奏请撤销参案。同时李鸿章致信工部、吏部尚书，说明情况，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鸿章的力保下，对周馥的参奏被撤销。十月，周馥调署长芦盐运使。
十四年
三月，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奉委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六月，入京陛见时，醇亲王也多次接见他，详细商讨海军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户部以直隶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粮，不如清查归公，以补缺赋”。李鸿章即委周馥会同藩司松椿，筹设直隶清赋局，制订“清赋章程”，切实调查。
十六年
（1890年）九月，周馥赴旅顺验收船坞工程，以督饬洋员船坞按期竣工，奉旨赏头品顶戴。翌年，周馥随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军，他深感时事艰难，一旦发生战事，防务堪忧。有鉴于此，他曾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他认为朝官皆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毫无远虑，若情扩军增费，“必谓劳费无功”，若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若乘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同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李鸿章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这些顾虑，不幸被三年后的甲午战争所验证。
光绪二十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饬李鸿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战守之策，向李鸿章“力陈三事”，均被李鸿章采纳。平壤、黄海之役后，李鸿章制订了旨在防御京畿重地、东省根本，然后厚集兵力，规复朝鲜之地的作战方阵，被光绪帝批准。李鸿章即委周馥“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于八月初二日离津，经山海关，于二十三日抵沈阳。此时，各军由朝鲜败退，海防吃紧，粮饷不济，李鸿章又委周馥兼“总理后路粮台”。周馥即在凤凰城、辽阳州等地设局转运粮械，并亲至摩天岭、营口等处收集溃勇，调护诸军。十月，由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周馥又赶往前线筹办饷械转运等事。但由于“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而“各军无主帅，亦乏粮械，节节败退”，“若将饷械送前，恐军败资敌，存后又难以时接济”，故周馥深感忧虑，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鸿章把他调回天津，前敌运务交给袁世凯接办。《马关条约》签订后，周馥“自请开缺”，回籍养病。
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周馥曾写有《感愤诗》五首，以抒发胸中的怨恨与悲愤。其中有：
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
西邻漫恃和戎策，东海宁逢洗辱时；蠢尔岛夷何负汝？茫茫天道意难知。
十载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独支大厦谈何易，未和阳春曲已终。
二十四年
（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招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见。慈禧问及中日之战失败原因时，周馥则将“户部铿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又说“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但“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慈禧听罢，无言以对，只有长叹。这次召见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议，但因“有阻之者”而搁置。李鸿章对此甚为气愤，曾与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遂密疏荐之。八月，周馥简放四川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光绪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鸿章与庆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以直隶藩司迁雍被联军杀害，即奏调周馥为直隶藩司，负责“办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随同办理议和条款，直至《辛丑条约》签订才回本任。
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后，匆忙赶往探望李鸿章。“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鸿章的去世，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咏志，以示纪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直隶总督遗缺，清廷即命周馥护理，直至袁世凯到任接篆，才回其布政使本任。
二十八年
（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因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济南接巡抚印。时值黄海水涨，惠民、利津等县河堤多处决口，他督率官民筑堤防堵。又因中日战时，德国乘机强租胶州湾，并私修胶济铁路，霸占沿路矿山。周馥以奏开济南、周村两处商埠相抵制，经交涉，德国被迫撤去沿路驻兵，归还矿山。
三十年
（1904年）九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十一月，因上海英国副领事无故判押华人官眷，并唆使印度巡捕打伤差役，激起民愤，引起互斗，结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国人被打伤；12名华人被杀，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办，组织会审公堂审理。他一面缉拿肇事人犯，安抚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将应撤副领事、应征西巡捕两事移交外务部处理，事乃平。
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二十一，病逝于天津寓所，终年84岁。

周馥家族的家教家风
王庆云
（一）
周馥是晚清的封疆大吏，他从青年时代投军从戎后，就把其家族带出了安徽东至纸坑山，逐步走向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沿海一线，在20世纪上半期，以天津和上海为基地，形成了庞大的实业型家族。到了20世纪下半叶，又以北京为中心，进而走向世界，形成了一个文理并重，中西交汇，百花齐放式的学术大家族，足足风光了一百多年。在老太爷周馥之后，周家的能人如长江之浪，前后辉映，灿若群星。在第二代人中，周学熙是北方民族工业的奠基人，被人们誉为“红顶商人”，“北国工业巨子”，其兄周学海“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为我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在第三代人中，有周今觉、周叔韬、周志俊这样的儒商；在第四、第五代人中，涌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诸如周一良、周煦良、周绍良等，以及“启”字辈子中的周启成、周启昆、周启乾、周启鸣、周启晋等。不仅如此，这个家族还诞生过几位闻名全国的“大王”，如邮票大王周今觉，戏单大王周志辅，古墨大王周绍良。至 于周叔韬先生的藏书与捐书，人们虽然不以“大王”相称，然其规模与影响，甚至比“大王”更加高远，尤其是他的人格风范，至今为世人所景仰。
周馥后人，现有几百人众，大多散居在天津、青岛、北京、上海、安徽及海外各地。一百多年来，他们上承下继，共同演绎了一个从书生而官宦，从官宦而实业，又从实业到书生的安徽大宅门的生活轨迹，其间没有一个人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走向反面，他们对家乡的经济建设，甚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心系国家的建设和振兴，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各自的多彩人生。
（二）
俗话说：“穷，穷不过三代，富，富不过三代”。然而周馥家族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始终繁盛不衰，一举成为名门望族。人们不仅要问：这个家族的治家秘决究竟有哪些？
最近，我在《旧书信息报》上读到了刘经富先生撰写的一篇学术文章，题为《南开大学旧藏周馥资料三种》，文章说，作者在2002年6月，购得《玉山老人手书先贤论》和《负喧琐语》两本书，可喜的是这两件文献亦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旧物，钤在首页的藏书章与《周悫慎公祀典录》上的一样，这三种资料，为研究周馥家族的发展史和治家秘诀提供了佐证。
钱穆先生曾撰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说：“当时门弟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门第中人，上有贤父兄，下自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藉文史之学业修养。此两种希望，合并成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这段话把过去世家大族的理念、目标概括得非常深刻周到。特别是家风家教，尤为家族的带头人所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自己的家族能不能够从千百户家族中崛起、壮大，在上升为名门望族后，又如何保证祖泽绵延，积厚流光，防止“富不过三代”的悲剧发生。晚年的周馥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专心撰写了《负喧琐语》传诸子孙；并在他去世之前，念念不忘抄录圣贤语录以引导后人，让自己的家族永远吹拂着良好的家风。
儒家崇尚孔孟之道，然自宋以来，程朱理学广泛传播，尤其是朱子学说，在皖南各地的影响无处不在。周馥故里，与徽州相邻，与安庆隔江相望，周氏子孙们自幼就受到朱子学说的熏陶，在他们闯荡世界的过程中，无不以朱子的诚、信、义、仁四大要则要求自己，逐渐形成了以诚信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周氏家族的这个家传，又是通过皖南广泛存在的宗族族规家法来一以贯之，承上启下，实现世代相传。周馥、周学熙父子在通显发达后，与老家的联系十分紧密，修谱建祠祭祖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周馥、周学熙曾亲自动手编纂族谱，周馥二子周学铭主持修编了《建德县志》。周学熙两次重建秋浦县（现东至县）周氏宗祠。1925年，又在天津悫慎公专祠右侧建成周氏宗祠，名孝友堂，作为悫慎公北方子孙的支祠。后来还准备在上海建南方支祠，未果。周学熙还依照父训，大力兴教办学。除1922年在秋浦创办宏毅中学外，在建孝友堂支祠的同时，又建了一座师古堂，还仿照父亲《负喧琐语》的体例，抄写圣贤语录格言、家史往事数十万言分投各房子弟，接着又撰《儒行篇书后》付师古堂诸生。1938年，举办师古堂讲座，每星期日集合子弟于一堂，讲授《孝经》及程朱理学。1941年，他又倡设孝友堂支祠奖学金，奖励优秀子弟。此外周氏家族还拥有自己的家塾、藏书楼（即图书馆）、刻书局。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文中写道：八岁入家塾读书，总共十年。在家塾读古书外，十四岁开始外文的学习，系统学习日文和英文；18岁时报考燕京大学的国文专修科，一年后，改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由此可见，周氏家族一直贯穿着“新知识与旧道德”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把儒、道、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教育，充分体现了周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和文采风流。
（三）
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其家风之好坏，往往取决于其家长德行的优劣。周氏家族的开基祖周馥本人，一生经历复杂，青年时以一个普通秀才出身，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拓展洋务30余年，成为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1901年李鸿章病故后，周馥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历任四川、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在此期间，积极推行新政，编练新军，举办巡警；进行经济改革、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倡言废除科举，更新学制，创办新式学堂。而且还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治水专家，多次对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滹沱河等海河水系和山东黄河进行堵筑，勘察和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著有《治水述要》10卷存世，后人评价他是“功德在民，尤以河工为巨。”最使周氏后人震惊的是，周馥去世后，清熙帝谕赐祭葬，予谥悫慎，宣付国史馆立传。直隶、安徽、山东、安庆、秋浦县、天津、南北洋请求建周馥专祠，到周馥百龄大庆时全国就有9处建筑和3种文献纪念周馥，这在民国时期名人纪念中是罕见的。所以，周馥一生的功德和他的高贵品质，对于其子孙后代的影响和教育是巨大的。
周馥的原配夫人吴氏，出身农家，勤劳聪慧，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始终保持了一个劳动妇女的本色。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他的丈夫周馥大富大贵之后，她依然节衣缩食，追求自己心中的灵魂生活，做了许多积德行善的好事。1864年，周馥任职江苏，接吴氏住金陵。之后数十年中，夫宦游南北，吴氏皆随之任所，她虽为总督夫人，却从来不贪图富贵，去追求奢靡的贵夫人生活。进城之后，她把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一万两银子存典生息，在无为万顷圩购田1000亩为义庄，名为“乐济会”，赈济桑梓灾民。吴氏夫人的这个“乐济会”是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此举感动了皖抚大人，奏准当朝，为她建造牌坊，以彰善德。吴氏夫人80大寿时，儿孙们要为她大肆庆贺一番，可她坚持不同意摆宴，以免残杀生灵。后来儿孙们只好把做寿的钱分头去操办慈善事业。周学熙是吴氏生养的小儿子，她十分疼爱，但不溺爱，从小就教育他要勤俭、善理财、怜孤寡、助乡邻、若浪费钱财，攀高比阔，就严加斥责。后来周学熙即使位居高官，成了名闻遐尔的大实业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财富，但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除公务大事和庆典应酬外，终年总是穿着布衣和家乡土布缝制的布褂。而且谨记母训，热心家乡的福利事业，在池州几县，捐建农林公会，倡导种茶栽桑养蚕，建立缫丝厂，兴办商业讲习所和中医传习所，建秋浦电灯厂和东流码头、文庙大成殿，“寿”字崖山房、铁佛寺万善桥等。
（四）
周馥家族除了上辈为下辈作出垂范外，还注意平时的言传身教。周馥嗜好读书，尤喜历代诗文、诗话，未偿一日释卷，写下了大量著作及诗篇，后人将其著述整理成全集34卷。在对子女垂教方面，写就示儿诗23首。《示海铭二儿》写道：“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周学熙也和他的父亲一样，晚年归隐北戴河趣园，吟诗作文，留下了很多诗作，并将诗稿“付儿辈笔录存之”，以便常读常警示。他为儿孙们留下的《示儿最后语》中写道：“先公笃信程朱学，孝儿传家忠厚传。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传家声。”在教诲儿孙的同时，他还注重看行动。当他得知二子志俊1946年在老家至德梅城创办敬慈小学，仁惠诊所时，十分高兴，立即赋诗鼓励。他在诗题中写道：“光绪戊寅（1878），先公遗命办施医事，忽忽七十年，此愿未偿，今当儿子明焯始定章则，成立至德卫生会，开办医院，聊以告慰“，并在诗中夸奖说：”于今创业堪垂统，继述还期后嗣贤。”曾经担任过全国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的周叔韬在谈到教子时，曾讲了以下三个观点：（一）重视对子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认为这是基础教育；（二）教育子女诚实朴实，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他在写给长子周一良的信中说“人能笃实，自有辉光”。（三）教育子女学有专长，自食其力，专业随子女个人爱好选择，从不干预。周叔韬有十个子女，他们都好读书、守家法，没有富贵子弟的不良习气，其中有8人是高等学府知名教授。综上所述，周馥家族，在百年间，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家教家风对一个家族兴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这种作用往往是春风细雨，潜移默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一旦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时，往往已成高山峻岭，博得了千万人的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