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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徽皖儒风孕育的周馥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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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中医周强 发表于 2016-3-12 21:44: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王庆云

在皖江大地上,有一个闻名遐尔的庞大家族——东至周馥家族。这个家族自老太爷周馥始,已经绵延五代、六代,繁衍子孙数百人,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在20世纪上半叶,从东至梅城纸坑山走出去,逐步走向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沿海一线,并以天津和上海为基地,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实业型家族;到了20世纪下半叶,又以北京为中心,进而走向世界,形成了一个文理并重、中西交汇、百花齐放式的学术大家族,足足风光了一百多年,被人们誉为“安徽的大宅门”。
说周馥家族庞大,起码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实业庞大。可以说大凡近代中国北方的大中型企业、无不与之有关,诸如开平煤矿、滦州矿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跃华玻璃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光华棉业公司等等,周家不是首创即是大股东,因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它囊括了全国骨干企业的半壁江山。二是学术成就辉煌。周馥家族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做官兼经商;第三代人经商兼做学问,余事收藏;第四代、五代、六代人几乎都已成为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周馥家族的兴盛始于清代洋务运动。周氏最后谱牒派名为“礼乐光宗学明良启俊贤”。周馥曾祖周礼俗(1768—1801年)和祖父周乐鸣(1785—1865年)时代,家居靠近县城,得水陆交通之便,农商兼营,渐成缙绅之家,家业兴盛。到其父周光德(1815—1862年)手中,家境衰落,大不如前,周光德为重振家族雄风,对儿子周馥寄予厚望。幼时,就不惜破费,搜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诸员碑帖,促儿子练字,一练数年,坚持不懈。周光德对儿子说:“富贵当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字既具“品性”,又关“福泽”,意思是说,要想今后有大出息,就得有满腹诗文,练就一笔好字。后来正如这位老太爷所期望的,太平天国事起,世事混乱,周馥没有赶上科考,但却在省城安庆躲避兵祸时,在一个偶然机会,因为写得一笔好字,被进士出身的李鸿章所赏识。从那时开始,在其后30多年间,周馥跟随李鸿章南征北战,协助办理洋务,成绩卓著,颇多赞画,最后官至两江、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由一介寒儒变成了封疆大吏。周馥自安庆发迹后,就将全家带出了山沟沟,走向了外面世界,其子女在长大成人后,大都颇有成就,从而使其家族得以重振雄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望族。
若要列举周家的“香火”之盛、名人之多,那要开具一份长长的名单。周氏第二代人中,周学海、周学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同门双进士”,周学熙是北洋实业界领袖,我国民族工业的开拓者,曾经担任两任民国财政总长。在第三代人中有像周今觉、周叔弢、周志俊这样的著名实业家。从第四代起,这个家族开始转为学者型家族,有教授专家学者几十人,足够办一所大学。到了第五、六代,更是人才济济,遍地开花,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大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从事的专业几乎遍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不少人成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周馥家族生在东至,“根”在皖江,这个家族的通显发达,得益于徽皖儒风的孕育和影响。周氏故里的东至县地处八百里皖江的南部西起点,这里的地形地貌是南山北水。东至县南,满目皆山,那里山连山,岭连岭,散落在山山岭岭之间的小山村,掩映在大山的怀抱里,依山临水而建的徽式民居,不规则的排列着,村前是小桥流水,村后是徽州古道,沿着这一条条古道,转过一山又一村,直接通向徽州的祁门和江西的景德镇。东至县北,江河湖泊,水天一色,八百里皖江上的80多公里的江岸线从县西擦身而过,长江从这里北折东流,向着安庆方向奔腾而去,沿江沿湖圩堤下,一字排开的村舍,基本上都是江北民居样式,一片连着一片。这个县自古被人们誉为“尧舜之乡”。也就是说尧舜文化是东至文化的源头,而这种原始纯粹的农耕文化经过嬗变和发展,进而形成了徽皖文化,正如众多专家所言:在文化品格上,徽州文化体现出“山”一样的凝重、厚实,文化遗存多、积淀厚;皖江文化则犹如“水”一般飘逸、空灵,感染力强、召唤性强,文化艺术成就尤为显著。而东至文化就是受徽皖文化的的交叉影响,形成了南徽北皖的明显的文化特征。在徽皖文化的熏陶下,东至自明代以来就涌现出了不少文化世家和官商名人,周馥家族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化世家。
俗话说:“穷,穷不过三代;富,富不过三代”,然而周馥家族却以自己的发家史,打破了这一定律。究其根源,最根本的一条是,徽皖各地,自古崇尚孔孟的儒家之道,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说在徽州、安庆一带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周氏子孙自幼就接受朱子学说的教育。周馥在晚年专心撰写了《负喧琐语》,传诸子孙,并在他去世前,念念不忘抄录圣贤语录以引导后人,让自己的家族永远吹拂着良好的家风,所以,周氏子孙在他们闯荡世界的过程中,无不以朱子的诚、信、义、仁四大要则要求自己,逐渐形成了以诚信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周氏家族的这个家传,又是通过皖南广泛存在的宗族族规家法来一以贯之,承上启下,实现世代相传。周馥、周学熙父子外出闯荡时,与老家的联系十分紧密,修谱建祠祭祖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周馥、周学熙曾亲自动手编纂族谱,周馥二子周学铭主持修编了《建德县志》。周学熙两次重建秋浦县(现东至县)周氏宗祠。1925年,又在天津悫慎公专祠右侧建成周氏宗祠。名孝友堂,作为悫慎公北方孙子的支祠。后来还准备在上海建南方支祠,未果。周学熙还依照父训,大力兴教办学。除1922年在秋浦创办宏毅中学外,在建孝友堂支祠的同时,又建了一座师古堂,还仿照父亲《负喧闲语》的体例,抄写圣贤语录格言、家史往事数十万言分投各房子弟,接着又撰《儒行篇书后》付师古堂诸生。1938年,举办师古堂讲座,每星期日集合子弟于一堂,讲授《孝经》及程朱理学。1941年,他又倡设孝友堂支祠奖学金,奖励优秀子弟。此外周氏家族还拥有自己的家塾、藏书楼(即图书馆)、刻书局。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文中写道:八岁入家塾读书,总共十年。在家塾读古书外,十四岁开始外文的学习,系统学习日文和英文;18岁时报考燕京大学的国文专修科,一年后,改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由此可见,周氏家族一直贯穿着“新知识与旧道德”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把儒、道、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教育,充分体现了周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和文采风流。
徽皖文化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底蕴深厚、流光溢彩,至少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思想文化三个维度,涉及宗教、文学、戏曲、书画、政治、经济、科技、旅游、生态、民俗等众多领域。而这些领域,周馥自己及其子孙们均多有涉及和较深研究。
从文学方面看,周馥、周学熙及其后人国学底蕴深厚,勤于笔耕,多有诗文存世。周馥嗜好读书,尤喜历代诗文、诗话,未偿一日释卷,写下了大量著作及诗篇,后人将其著述整理成全集34卷。在对子女垂教方面,写就示儿诗23首。《示海铭二儿》写道:“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周学熙也和他的父亲一样,晚年归隐北戴河趣园,吟诗作文,留下了很多诗作,并将诗稿“付儿辈笔录存之”,以便常读常警示。他为儿孙们留下的《示儿最后语》中写道:“先公笃信程朱学,孝儿传家忠厚传。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传家声。”周一良先生可以说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生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亚洲各国历史,又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通史,后来专治魏晋南北朝史。著述有《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亚洲古代各国史》、《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
在艺术方面,周馥家族诞生过几个闻名全国的“大王”,如邮票大王周今觉、戏单大王周志辅、古墨大王周绍良。至于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和捐书,人们虽不以“大王”名之,然其规模与影响,甚至比“大王”更加高远。除此还有昆曲表演艺术周铨庵、歌唱家周琪华、书法家周启斌,尤其是画家周仲铮,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才女,她的名字叫莲荃,后来改为仲铮,是周馥的孙女,周学辉的次女。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1年乘祖父去世,父亲忙乱之机,离家出走,在朋友介绍下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得到了李峙山、邓颖超等人的支持,还面见了李大钊、胡适等大学者,后来考上南开大学学习,1924年出国赴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学习,获得文科博士学位,1940年同一位德国学家结婚,战后到德国柏林。1951年起,开始学习绘画和写书,从此绘画、写作双丰收,成了名噪海内外的知名画家和作家。1972年,中德建交,她曾3次回国,4次到天津,2次受到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并在天津艺术馆建立了周仲铮奖学金,学院聘她为客座教授,1993年获波恩市文学奖,并将自己100幅画作送至北京炎黄艺术馆收藏。
在佛教方面,皖江地区是佛教禅宗传承的重要地区,受其影响,周馥家族有多人信奉佛教。周馥的原配夫人吴太夫人就是一个虔诚的信佛之人。一生广做善事,在老家至德(即现东至县)成立了第一个慈善机构——乐济会。用平时积攒的一万银两,在芜为万顷圩购田1000亩为义庄,以稻米和租银赈济桑梓贫民、灾民,被乡人称赞为“活菩萨”,朝廷为表彰她的善举,在建德南门岭建牌坊一座,赐其为“一品诰命夫人”。其子周学熙在她的影响下,捐款修建安庆迎江寺振风塔、九华山百岁宫和梅城文庙大成殿。“叔”字辈中的周叔迦,早年在青岛研究佛学,193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等高校的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佛教史,1940年在北平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著作有《牟子丛谈》、《中国佛学史》、《印度佛教史》、《八字概要》等,还曾将沉埋地下数百年的房山石经发掘整理,椎拓全部经文15000余石,历时数载,使这一举世瞩目的文化宝藏重见天日。1953年6月,他与陈铭枢、赵朴初、吕澄、择巨赞等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园瑛法师当选会长,他与喜饶嘉措、赵朴初、择巨赞等人担任副会长,并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参加锡兰(今斯理兰卡)释迦牟尼涅2500年纪念大会。
汪军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徽皖大地上的儒风》一文中写道:“我理解的‘文化’是‘以文化之’,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非静态的,它与宗教活动、商业活动、讲学活动、戏曲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见2006年12月26日《新安晚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来研究周馥家族的发展史,就会看到徽皖文化的“以文载道”和“经世济用”的价值取向,对外开放,对内融通的理念,以及爱国奉献和崇尚气节的理想人格,都会从周馥家族几代人的身上找到影子,得到印证。所以我以为,当前开展对周馥家族的研究很有必要,它对弘扬徽皖儒风,寻求安徽崛起的现代化之路,推动皖江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都会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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