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珏良先生琐忆

作者：北外王立礼，开博客写北外的老师们的想法来自两个启发。先是有感于齐邦媛的《巨流河》对她的英语老师的回忆，之后偶然地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周珏良教授谈翻译方法后引起的网友的热烈讨论。因此想到，北外有许多英语老前辈，何不一一介绍他们治学之道？两个想法擦出了火花，产生了通过博文回忆北外老师们的计划，并很快付诸行动。今天写的周公，狭义上说，我不敢自称他的学生，因为除了他客串王公主持的《英美文学欣赏》课外，我不是他的入室弟子。但是我却在多方面得益于周公的言传身教，与他有过为数不多的接触，也读过他撰写的许多文章，收获颇丰。因此，广义地说，周公是我的老师，而且是一位好老师。
       学生时代虽然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周公，但听到有关他的传闻却不少，甚至可以说，在学生看来，王许周三人中，周公具有更多的传奇色彩。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周公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天津著名实业家，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第二，周公经常被外交部调去任翻译，给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担任过口译，等等。外语学院归外交部领导。我们毕业后的目标是进外交部，理想是为高层领导人当翻译，所以周公自然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加之，在校园里偶然见到周公时，觉得他气质不凡，风度翩翩，甚为潇洒。学生中还流传，周公招研究生的标准相当独特，除了英文好外，还必须能读线装书和会下围棋，等等。
       文革后，周公曾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数年，1980年才回到外语学院教书。我第一次面对面地与周公长时间交谈是1981年初夏。那时系里派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教委举办的由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授课的全国英语教师培训班。培训班的课程之一是美国诗歌。这是我第一次学习美国诗歌，对美国教师的授课方式也不习惯，所以觉得有些吃力。根据培训计划安排，期末要进行考试，大家都很紧张。我在复习时读Emily Dickinson的诗歌，虽有些喜欢，但很多地方似懂非懂，犹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不很明朗，觉得心里没底。一天，在系办公室遇到了周公，我想，周公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毕业，美国文学是他的强项，我可得抓住机会请教。其实，我和周公并不熟，但周公一听我问到Emily Dickinson,便很高兴和我谈了起来。因为是偶遇，我没有随身带上课用的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周公更是被我“突然袭击”，毫无准备。Dickinson 的诗都不长，但数量很多，我们用的选集就收录了60多首。她的诗没有题目，目录就采用第一行，如, “Success is counted sweetest”, “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I tasted a liquor never brewed”, “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etc. （注：大小写为原文）当我背下第一行后，周公立即知道我说的是哪首诗。他详细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有具体的，更有关于诗人整体创作风格的。周公全面地介绍了Dickinson诗的创新之处，她虽然生活范围很有局限，但她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对日常生活观察细腻入微，使其一些平淡无奇之物通过奇特新颖的意象写到诗里。周公将Dickinson的诗讲解得十分清晰透彻。他整整谈了一节课的时间。周公的分析使我有“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感觉，茅塞顿开，一切都豁然开朗了。无意中我当了一次周公的学生，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过一学期的课。我想，真正的大学者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的脑子里储存了丰富知识，需用时随时可以取出来。
       不久，在王公和周公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的会上，我听到周公念他写的艾略特的章节。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出生于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搬到英国并定居伦敦，加入英国国籍。英美文学史都视他为本国作家。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从二十世纪开始编写。每人需在全组会上念自己写的初稿，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改进。这一做法居然对主编之一周公也不例外。艾略特的作品含蓄难懂，有大量的文学典故和隐晦的象征，不管是文字还是意境，如要读懂需下很大的功夫，写成评论文章更是难上加难。但周公的文章充分显示了他对原作的深刻理解，他文中阐述艾略特划时代之作《荒原》的部分尤为精湛，对作品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写作手法及风格、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方面，都分析得深入详尽、脉络清晰。周公的文章洋溢着才华，充分展示了他那高深的诗学造诣，是王公所要求的既要有新意又要有文采的极好典范。更令我钦佩的是两位大师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主持这样弘大的科研项目，既有大局在胸，又要确保每一篇文章的质量，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如今处于一片喧嚣浮华之中，对于老前辈治学之道留给后辈的精神财富，我们实在应该珍惜和继承。
       有一次我有幸成为周公家的客人。这事还得从美国教授John Blair说起。他是我于1983年在麻省的Smith College学院做访问学者时认识的。我旁听他讲授的美国研究课。当时从中国大陆去美国大学留学或进修的人数寥寥，整个Smith College就有个一个中国自费留学生，两个访问学者。我是其一，另一位来自复旦大学。我和John Blair教授住隔壁，来往比较多，有时在校园餐厅一起吃午饭，他有着极强的intellectual curiosity。他对中国古老的文明非常感兴趣，问题像机关枪似地发过来，有些我知道，有些我却答不出来，实在难以招架。他说有机会一定要访问中国，亲眼见见中国文明。果然1988年Blair教授来到北外任专家。不知他怎么认识了周公。周公请他夫妇到家里做客，我作陪。记得周师母烧了几道好菜，有荤有素，还有美味的汤。具体什么菜忘记了，但只记得很精致，是平时吃不到的。后来读《吴宓日记》，看到在西南联大时他在周珏良家入伙，便不觉奇怪了。美餐之后，周公请我们到他的书房小坐。因他住在北外西院北楼一层。光线比较暗，只觉得屋子里摆的满当当的。四壁都是书柜和书架，摆满了中外书籍，柜子里还有一些摆件。屋子中间是两张书桌，摆成丁字形，上满摆满了书籍和文房四宝。书房的主人看上去不像是留洋归来从事外国文学教研的学者，倒像是个国学家或书法家。周公给我们拿出他珍藏的墨宝和其他藏品，兴致勃勃地解说着墨的制作和价值，我觉得很好玩但不是很懂。印象最深的是一把乾隆御扇，他拿在手里展示着，我很好奇，但没敢伸手拿过来仔细观看。Blair教授的问题自然特别多，但这次他找对了人，一问一答，有问必答，两个人谈得不亦乐乎。
       这次造访印象深刻，领略了周公作为大家出身、名门之后的风范。后来读周公夫人方缃的《夜来幽梦忆珏良》的文章，对周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陆续读过一些回忆周公的文章，都没有周夫人方缃写得细腻生动。现根据此文的内容，对周公的家世做一简单归纳。周珏良原籍安徽东至县，出生在天津。曾祖父曾任两江总督；祖父为清进士，精医学；父周叔弢，华北知名实业家，无党派人士，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家政协副主席。周珏良的母亲出身杭州知名的书香世家，能读会写，善吹萧，喜唱昆曲。周珏良十三四岁前在家读私塾，后进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其父虽是实业家，但能读德文、英文，思想开明，是知名藏书家，他从二十几岁开始到九十三岁高龄，一生买书，爱书、藏书，最后捐书，于1952年把藏书中的最精品宋、元、明抄、校本书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后又将其他藏书分批捐给不同的学校。周公在浓郁的书香熏陶中长大成人。受父影响，他自己爱好广泛，喜欢逛琉璃厂，研究版本学，爱书，爱画，最爱藏墨，墨研究的造诣极高。《周珏良文集》中有三篇文章讲墨，其水准绝对是专业性的。
       周公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对名利却十分淡泊，也许正因为他出身显赫，见过大世面，才不屑追名逐利，处世态度恬淡洒脱。周公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人宽厚，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文革期间挨整时也不忘在小馆子里喝杯啤酒解闷，和附近四季青的农民聊天交友。在学校里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拥有的头衔都是学术上的，而且都是副职或理事，对此他从不计较。
周公在翻译上有着骄人成就。与王公、许老不同的是，他擅长口、笔两方面的政治性、外交性翻译，是我国同传的老前辈，除在外交场合给中央首长翻译外，还参加《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毛泽东诗词》等重要文献的英译本定稿工作。《周珏良文集》中的“论翻译”一文集中了他多年翻译的宝贵经验，论述精辟且实用。我在微博上发的那条就源于此文：“对于翻译的步骤我有一下看法：（1）先逐字逐句译出，不要少掉什么东西，不避免某些翻译腔。（2）抛开原文，只看译文，依原文风格（简练、沉郁、俏皮等）修改翻译文字。这时会发现好多问题，往往是上下文呼应联系问题和整体风格问题。这遍修改完了，要求文字读来越顺当越好。(3)再对原文，看看走了意思没有。（4）放几天甚至几星期后再看。这时对原文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在上述第二阶段修改文字时曾因为原文还大都记得、觉得还顺当的许多地方，现在都通不过了，需要再修改文字。。。经过这一次修改，一般说译文就可以拿出去了。”读到此，觉得周公的翻译犹如一个工匠大师在精雕细刻一件艺术品，不到炉火纯青，不肯拿出手。
       比较文学研究是周公的专长之一。他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学贯中西，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有着突出贡献。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河、海、园--<红楼梦>  、<莫比·迪克>、<哈克贝里·芬>的比较研究》一文。这三本世界名著均是周公多年潜心研究的对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梳理出其中的相通之处，可以说是立意新颖独特，具有开启人们思维的巨大力量。王佐良先生在《周珏良文集》序中写道：“文章选的很精，篇篇值得细读。。。第一类文章中，我最欣赏的是《河、海、园--<红楼梦>  、<莫比·迪克>、<哈克贝里·芬>的比较研究》。” 因为“园、河、海不止起了描写人物性格和创造气氛、烘托行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书的结构原则。”这篇论文可说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精品。
       周公的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在多方面，但他自己可能更喜爱诗的研究，这可能与他从幼年在私塾里熟读唐诗宋词有关。周公是个有眼光的学者，他很重视诗的普及工作，晚年，他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普及读物《英语学习》上开辟了《英诗赏析》专栏，他选择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短诗，一一详解，对初学者是个难得的启蒙教育，而对读过一些英诗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极佳的再学习机会，可以了解一位诗学大师是如何讲诗的。这些文章我都怀着极大兴趣拜读，收获很大。周公的一个过人之处是将比较文学的路子运用于讲诗。解释一首诗时，他往往选择一首中国古诗来对照，使读者能够凭借自己中国诗的知识加深对英诗的理解。如讲解拜伦的 “She Walks in Beauty”时，周公指出，诗的第二段的头两行（One shade the more, one ray the less/Had half impair’d the nameless grace）是名句。他引用战国时期楚国的辞赋家宋玉的名句：“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而太赤”来相比，读者的印象自然就深刻了。读那些小诗，我领悟了周公贯穿始终的一个大道理，周公在《英诗赏析》连载第一篇说：“诗可陶冶性情，培养高尚情操。”扩大来说，读书学习不仅为了增加知识，而且是为了提高素养，脱离低级趣味，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周公自己便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当时任《英语学习》主编的朱炳和老师后来告诉我，《英诗赏析》写到最后，周公提出在这一专栏增加一篇墓铭的介绍。“墓铭—诗的变体”一文完稿不久，周公便去世了，此篇竟成为他的绝笔。这不禁让人猜想，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冥冥之中是否有什么暗示吗？1992年10月16日晨8时，周公起床后，寻找什么东西。夫人问他找什么，他回答说找校医院的电话号码。夫人问怎么了。他答胸闷。夫人忙扶他休息，并立刻打电话急救。不到5分钟，急救车还没有赶来，周公就仙逝了。
周公的大哥周一良先生为他写下挽联：“生也悠游，去得潇洒。诗通中外，书追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