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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从“五小姐”到地下党员——周敦琬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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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奇 发表于 2015-7-23 21:3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五小姐”到地下党员——周敦琬追记发布时间:2009年12月29日

    1928年2月10至15日,临时四川省委在重庆巴县铜罐驿镇猫儿峡西口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来自成都、重庆等地代表20人出席,会议选举傅烈为省委书记,选举周贡植、刘披云、牛大鸣、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琬七人为省委委员。这标志着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江津县委书记周敦琬她不仅是四川省的第一位县委女书记,而且是四川省委第一位女委员。

    周敦琬任县委书记才一年多时间,就被选为省委委员,这是上级党组织对她工作的认可。出身于世家望族中的周敦琬,人称“五小姐”,她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周敦琬是江津白沙镇人。生于1905年,她父亲周茂章早年留学日本,专功法律,且醉心于日本明治维新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周敦琬幼时就读于开明的外祖父邓洪顺创办的“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小学”,她父亲曾亲自参加了这所学校的创办,现在由她舅妈主持校政。周敦琬的二哥周新知、六舅邓鹤丹都也曾留学日本,邓鹤丹还是同盟会会员,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周敦琬是六个姊妹中唯一一个没有缠过脚、没有穿过耳、又从小受到新式教育的学生,她从小聪明伶俐,家里人视她为掌上明珠。家里家外的人都称她为“五小姐”。

    父亲非常宠爱“五小姐”,将她带到自己工作的天津,送到一个英国朋友家中学习英语。三年后,“五小姐”考上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外文系。1924年,19岁的“五小姐”大学毕业,她学会了英语和法语。

    这时的周敦琬非常反感人们叫她“五小姐”。她回来到四川,很快就被聘为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外语教员。这所学校在重庆的城区解放碑,其时曾在校任过教员的肖楚女第三次来到重庆,以报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后经肖楚女介绍,周敦琬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春,周敦琬回到了江津县,被聘为江津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教务主任兼外语教员,小县城里来了个年轻漂亮的会说洋话、写洋字的英语教师,引起全城上下轰动,大家名里暗里称她为“江津才女”,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一名地下党员,更不敢相信她就是即将秘密成立的江津县委的书记。

    在重庆中山中学教书时就入党的曾凡觉已回到江津,先后介绍发展了10多名党员。此时北伐军攻占了武汉,但蒋介石不到武汉而以南昌作国据点,开始对抗革命,对工农运动进行疯狂镇压。次年3月31日,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后,蒋介石又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公开叛变革命的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曝露出了国民党反革命、反人民的本性,全国开始清党,形成白色恐怖。为了保存力量,各地大中城市的党员进行疏散,这时,包括在北京入党的朱近之等已疏散回到江津。地方上党员开始增多,上级根据江津党员增多的情况,正式批准成立江津县委,县委书记正是这个姿容清雅、举止大方、饶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江津才女”周敦琬,此时她才22岁。县委除书记周敦琬外,有具体负责组织、宣传、青年、统战、武装、学运工作的委员六人。下设党组织有李市、龙门、金龙、仁沱、白沙和津中、女中共七个支部,党员30余人。周敦琬作为县委书记,还兼任女中的支部书记。

    江津县委成立后,秘密地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发传单、贴标语,游行示威、演出节目,传播革命思想,唤起群众觉悟。通过各种渠道推荐和介绍党员、进步人士到区乡各学校任校长或教员,成功地组织开展了驱逐反动教育局长邱利生的活动,将县委委员朱近之安插在县女中、男中作国文教员,将县委委员戴披星推荐到教学视导员任上。县委还抓了农运和武装工作,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的活动。在龙门滩暗中开展“团务”活动,掌握了十多条团丁的枪支。

    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的工作是非常秘密的。周敦琬作为县委书记,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她性格文静内向,举止大方,特别注意不在公开露面,给人一个“锁在深闺中的小姐”的感觉。凡是党的工作她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联系材料都是用化学药水书写,对党的文件的保管更是慎之又慎。刻印党的宣传小册子总是夜深人静后在密室里一人点灯进行。
1927年7月,县城对岸的德感坝的一名地下党员用“江景贤”的代号与县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委员杨月湘进行联络和通信,特务在邮局发现“江景贤”是“江津县”的代号后,当晚将县中的党员马若苏、喻凌翔秘密逮捕,教育局长杨学渊速将此信带出,周敦琬立即将党组织的所有文件装在一个罐子里埋入学校背僻处的地下,指示已暴露的杨月湘疏散,她自己却沉着应战,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上课。10月下旬,国民党驻军政治部到学校搜查到“赤色”文章后将学校包围,县委委员杨继杭、党员熊季光等和团员王利初被捕。江津县黑云压城,顿时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周敦琬临危不乱,她深知县委机关和同志们不能再在江津县城了,应立即转移,她决定将县委机关迁到离江津县城45公里的白沙镇“石猪槽”。

    石猪槽是周敦琬家的住宅,在白沙镇东南约3里远的一个叫溜马岗的山岗上,虽名为石猪槽,实际上是四层楼高的一幢西式建筑,下面有地下室,这建筑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人们称之为“周家洋房子”。县委机关就迁设在这“周家洋房子”的地下室里。这里相对比较安全,一是因为这里离驻有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的江津县城较远、较隐蔽,二是周敦琬家及其外祖父邓家都是白沙镇非常开明的大家族,两姓的族人都很多,关系很广。尽管如此周敦琬仍没有麻痹大意,仍在白沙镇上场口麻柳湾街朱近之家设立了县委秘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利用本地“团练”的关系,成功地拦截和收拾了县城军警宪特派来的“侦探”,使县委安全得到了保障。

    这期间所有的县委会议都在这里举行。这年年底,周敦琬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县委会议,研究营救被捕的五名同志的方案。会议作出三点决定:一是目前是营救的最好时机,应立即行动;二是营救要做到不流一滴血、不花一分钱、不惊动群众、不露声色;三是营救由县委委员杨月湘、黎建藩具体负责。
营救小组立即回到江津县城侦察后谋划出具体的营救方案并报县委,周敦琬批准了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元宵节晚上营救终于取得成功,但周敦琬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第二天,她指示大家在街头巷尾制造舆论,说是钱县长受贿五百元才放了“共党”,国民党驻军长官赖心辉听了七窍生烟,好不容易抓了共党分子,就这样给溜了,现又成了无头案……于是下令将钱县长撤职查办。周敦琬策划的这次营救案,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江津地下党县委的工作在四川临时省委内名声大振。在2月10至15日召开的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又称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周敦琬当选为省委委员。

    周敦琬回到江津白沙后立即对大会精神进行了梳理,并于3月初在“石猪槽”地下室县委机关内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省委会议精神,专题讨论春荒暴动等问题。这次县委扩大会议后不久,代理省委书记的张秀熟急调周敦琬到重庆在,责任全省的妇女运动工作。

    “她意志坚定,工作积极”、“有相当工作能力,积极热情、思想作风好,深受同志们赞许……”——当年周敦琬的上级,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和重庆市要职的任白戈、张秀熟等老同志对当年的周敦琬如是评价。

   (作者系区委党史研究室 庞国强)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室


 楼主| 周奇 发表于 2015-7-23 21:4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敦琬丈夫——毛泽东表弟文强的人生之路
来源:驻马店新闻网   网络编辑:梁德明   发布时间:12年07月11日07:07:43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待了26年。他对邓小平推崇备至,声称“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可惜还没来得及动笔就辞世了。

                  比毛泽东多管11个县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地主官僚家庭,据传是文天祥第23代孙。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自小称毛泽东“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与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我刚认识毛泽东时,就爱和他抬杠。”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入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曾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一架。1926年1月,文强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一步步登上重要领导岗位。1930年10月,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他在口述自传中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戴笠提携的红人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活着归队的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带着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上海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廖宗泽把文强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戴笠的提携下,文强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戴笠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萌生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被我军俘获。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待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
出狱后文强先后担任过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对邓小平推崇备至,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2001年,94岁高龄的文强去世。
       (据《老年快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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