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洛阳

定都洛阳

　　武则天在称帝建立大周前，就在考虑定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⑴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⑵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⑶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
　　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⑷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在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之后，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登上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洛阳为都城，改元天授，赐酺七日，“在宥天下，咸与惟新”。五天后，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⑸降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比皇太子”。⑹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则天戴皇冠，穿皇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那么武则天为什么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呢？
　　至于以洛阳为都，并不是像封建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怕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灵魂，不敢回长安；②事实上，武则天于长安元年（701年）曾返长安，且住了两年，故仅以王、萧二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是像今人岑仲勉先生所说的那样“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以纵情荒淫起见”。⑺武则天出家，人所共知；洛阳是唐王朝之东都，与长安联系最为紧密。难道武则天到了洛阳就洗刷掉了出家的事实？何况“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想要遮掩是不可能的。既不能洗刷，则纵情淫乐长安亦可，何必洛阳？所以岑仲勉先生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⑻
　　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所说很有道理，武则天之定都洛阳不单是王、萧二人之死或避洛的纵情荒淫之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洛阳有利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武则天之所以以洛阳为首都，主要是由于洛阳具有作为都城的条件，而且已被经营为有利于武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武则天要改唐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个首都作为根据地，作为她的后盾，无疑，洛阳是最令她满意的地方。自东周至唐，已有好几个王朝曾建都于此，它具备建都的历史因素。当年，血气方刚的高宗欲纳志同道合的武则天为后，遭到大臣的反对；欲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往往受到他们的控制。后虽打击了个别人士，但生活在长安，总觉得有所限制，不太满意。正好此时战事频繁，高宗便下诏改洛阳为东都，修葺宫殿携武则天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二人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住洛阳的时间则更长，达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武则天一直参与朝政，已经培养了相当的势力。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到易唐为周前夕，洛阳已成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赋所集的经济中心，精兵拱卫的军事中心和文人所趋、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营。因此，她不能舍洛阳而趋长安。对她而言，以洛阳为都城是最恰当的。
　　再者，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氛下，尽管她贵为天子，但毕竟是一个女子，怎样也改变不了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天授二年（691年），王庆之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问王氏：“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氏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 ⑼这种回答不无道理，武氏只好抚慰他离开。后来王氏屡次求见武则天，劝说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武则天大怒，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击王氏。李昭德趁势劝谏武则天：“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巨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⑽武氏亦以为然。七年后，立嗣风波又起。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子弟为太子。武氏对此犹豫不决。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镐，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无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
　　此外，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李昭德、王方庆、王及善、吉顼以及她的心腹二张兄弟也从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立子立侄的利弊，反对立侄，主张立子。武则天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立侄利少弊多，不仅死后有陵庙无享祭、子孙被凌夷的可能，而且眼下就会造成与臣僚的隔阂，有丧失人心的危险，因此她打消了立侄的念头，决意立子。
　　这种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后东突厥汗国。圣历元年（698年）六月，突厥默涰请求与唐和亲，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默啜却认为其女要嫁的是李氏，并非武氏，李氏才是天子之子，并以此为借口起兵侵唐。这虽然只是默啜起兵的一个借口，但却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甚大，连正朔观念不强的游牧部族也受到了影响。况且长安本是唐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她要称帝，就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维持了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减少了李姓士族对她称帝的阻力，又能显现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二
　　其次，就经济因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秦汉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样偏西一隅的长安的经济优势逐渐被洛阳所取代。况且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伊、洛、河、济交汇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关中古称天府之国，被山带河，金城千里，故西周、西汉、西魏、隋、唐等王朝皆定都于此。然东汉以来，随着战乱的加剧，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从内、外两方面来考虑，内：提高关中地区的生产能力，外：从关东或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而关中自身条件又非以前所能比，要振兴关东地区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
1/4。⑿二是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据统计，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③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④在短短的六十年时间里，人口竟增长了3倍多，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人口密度更大，土地负荷力更为巨大，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⒀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⒁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由此可以看出，振兴关中这一途径不行，只好依靠漕运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也并非易事。古代航海水平毕竟有限，再加上路途遥远，黄河水流湍急，尤其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位落差极大，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从江南漕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漕运虽能暂时缓解粮食危机，但付出代价太大，运输量十分有限，也非长久之计。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⒂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⒃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
陆运佣钱三十万缗”，⒄
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⒅所以往关中进行漕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洛阳就不同了，本来就居中，位于隋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中转站上，无论是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输送物资都十分方便，漕运十分便利。
　　三
　　再次，洛阳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它左据城皋，右阻渑池，前临嵩山，后界大河，是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令，困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⒆时人陈子昂亦说，洛阳地区“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⒇陈建《建都论》云：古今天下都会有四，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夫建都之要，一形胜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惟洛阳三善咸备。隋炀帝幸洛阳诏亦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21）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22）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就地理形势而言，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这种“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四
　　最后，洛阳城的建城理念也深为武则天所喜爱。今天，我们若以洛河为东西轴线，分布洛南和洛北两个城区，正好与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一致，只不过古人提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城市建设理念，这就是“洛水贯都”。“洛水贯都”的建城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走向，是拿洛水比作天上的银河，而把棋盘似的里坊比作天空的星辰。它寓意“有河汉之象”。“河汉”是什么呢？就是天际的银河。隋唐两代在建设洛阳城的时候，都把皇城规划为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去对应《论语》中的一句话。《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天上的众星拱卫着北斗，地上的皇城街区和里坊，拱卫着中央行署，这天上人间的的两组对应景观，真可谓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最和谐的乐章，这就更有了“天地之所合”的意兆，昭示在洛阳执政的皇帝，将以德为政，赢得天下百姓拥戴。此外，在隋唐洛阳城的构件中，深深融入了“天”的元素，城的最南头是天阙（龙门）。然后沿着南北中轴线，贯通南北的这是定鼎门街，也叫“天门街”，又名“天津街”，或曰“天街”。下来依次是天门（定鼎门）、天宫寺、天汉（洛水）、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如此以“天”的强烈意识作为规划的主导思想，寓意这座城市如同人间天堂一般，是圣城，是圣地，最符合女皇的天子身份和她独特的魅力。也正是洛阳城具有这样独特的建城理念和“天地之所合”的意兆，使得武则天更为喜欢它，推崇它。
　　综上所述，武则天定都洛阳，决非避免王、萧二人阴魂纠缠，更非满足荒淫私欲，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洛阳的区位优势、独特的建城理念以及关东地区优势地位下降等原因综合所致。武则天迁都洛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既缓解了关中地区人口与土地、粮食之间的巨大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解决了向关中漕运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有利于为国家节省开支，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同时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推动了历史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