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任证监会主席三连周

五任证监会主席三连周

　　2011年11月07日 每日经济新闻微博 李文艺

　　编者按：从1992.10.26——2011.10.28的9年中中国五任证监会主席，中间三任连续由我周氏金融家担任，这确是周氏的一个骄傲，现将李文艺的《五任证监会主席股市心电图 尚福林时期最刺激》一文摘录刊登如下：
　　A股市场的第一个熊市发生在刘鸿儒时期；第一个牛市行情出现在周道炯时期；著名的“5•19行情”爆发于周正庆时期；周小川是至今唯一一个因为上任而导致股票几乎全线涨停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时期的股指走势更是“亮点”多多，历史大牛大熊双双出现。

　　刘鸿儒时期(1992/10/26~1995/03/30)
　　第一只“熊”出现
　　被称为资本市场奠基人的刘鸿儒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金融家，也是第一任证监会主席，但在他2年多的任期内，股市也出现了第一个熊市。（略）

　　周道炯时期(1995/03/31~1997/07/11)
　　股市最有赚钱效应
　　周道炯担任证监会主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3•27”国债期货的重大违规事件，1995年5月18日，周道炯关闭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历史的契机让周道炯成为市场的坚定规范者。1996年春节后，A股宛如疯牛一般横冲乱撞。为了抑制过度投机的行为，从1996年10月起，以周道炯为代表的管理层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 “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包括《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
　　其担任证监会主席的两年多时间里，妥善处理了上市公司造假第一案“琼民源事件”，四川长虹(2.68,-0.02,-0.74%)(微博)转配股违规流通事件，华天事件等近百起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案件，难怪被称为“灭火队长”。
　　1995年5月18日，周道炯上任不到2个月，沪指跳空158点开盘，当天涨幅30.99%，留下A股市场上最大的一个跳空缺口。5月22日，国务院证券委宣布当年新股发行规模将在二季度下达，沪指又瞬间跌去16.39%。
　　10%的涨跌幅限制始于周道炯时期，时值第一个牛市。1996年2月，大盘跌至500多点后，结束了A股市场长达3年的第一个熊市行情，并开始进入第一波牛市行情。从1996年初到1997年5月，上涨了1000点，指数涨幅约2倍，期间的1996年12月16日，两市开始执行10%的涨跌幅限制。
　　600点接任，1100点离职，周道炯时期不仅出现了第一个牛市行情，从接任到离任，大盘指数上涨了近一倍，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巧合，周道炯时期至今仍被市场看成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周正庆时期(1997/07/12~2000/02/23)
　　永恒经典“5•19行情”
　　虽然接任于股市最具赚钱效应时期过去之后，周正庆坚持认为，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是国际惯例。
　　于是，周正庆时期，出现了因国务院批准“六大政策”引发的“5•19”行情；出现了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为股市定性，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重复这一定性；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抛出的著名的“股市赌场论”。
　　说起“5•19”行情，A股市场的老股民们记忆犹新。1999年5月19日，沪指上涨4.6%，被称为“5•19行情”并非单日上涨，而是这一天开始，A股由熊转牛，连续上涨了1个半月才出现了像样的调整，而这波行情也成了1999年至2001年科技股领衔的牛市行情的开端。该波行情出现在周正庆时期并非偶然，1999年初，周正庆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其中包括了改革发行体制等六条政策建议，199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史称“国六条”，“5•19行情”由此被引发。
　　而就在股指一个半月内上涨70%后，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称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随后，《人民日报》社论重复这一观点，并强调“股市指数正常，平均市盈率正常，走势正常，热点正常”。同年9月，证监会又发布了“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3类企业获准进入二级市场”的重大利好政策，有统计显示，在这一年之中有多达250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
　　周正庆于2000年初卸任，但这波由科技股领头的牛市行情一直持续到2001年，从1000点涨到了2200多点。

　　周小川时期(2000/02/24~2002/12/26)
　　频繁出现单日井喷
　　周小川在历任证监会主席中可能是最有市场人气的。
　　2000年春节，周小川即将接任证监会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2月14日春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大盘上涨了9.36%，个股几乎全线涨停，至今为止也没有哪一任证监会主席的上任受到“如此待遇”。不过，当时正值网络股引领的牛市行情，为这个全线涨停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虽然上任的单日行情很是精彩，但周小川至今也是唯一一位在牛市中上台，在熊市中离职的证监会主席。
　　他是崇尚监管的市场派，周小川的定位就是：证监会应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所以，在其任期内，出台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并且出现了“PT水仙”这第一家退市的上市公司。
　　在周小川时期，A股走势最激烈的演绎是2001年6月至10月间。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实施，股市开始暴跌，7个交易日大盘指数跌去了600点。尽管当年10月23日，办法执行不过3个月就被喊停了，股市的下跌趋势仍然没有改变。这也宣告了1999年以来的，以网络股为首的牛市行情结束，A股市场开始进入了长达4年的漫漫熊市。
　　2002年的“6•24行情”也出现在周小川任期内。6月23日，国务院决定，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引发了6月24日的井喷式行情，沪指大涨9.25%，个股仍是几乎全线涨停。
　　颇具个人魅力的周小川，在其短短两年多的任期内，出现了两次单日井喷式行情。看来，大盘也为之心跳加速。

　　尚福林时期(2002/12/27~2011/10/28)
　　大牛大熊最刺激
　　尚福林掌舵证监会9年的时间里，A股市场亮点最多，百年难遇的超级大牛市就出现在这个期间。（略）

周道炯
简介：
　　1933年12月出生于安徽歙县里东乡晔岔村。历任歙县财政科干部、徽州专署财政科科员、《安徽财政》编辑、副主编，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84年12月至1994年4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期间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1994年至1995年3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主编有《最新金融实用全书》、《建设银行投资新业务指南》、《现代企业动作与管理法律规范全书》以及《投资研究》杂志等。 　　  
1995年3月——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 　　他在1995年4月上任，5月就宣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由此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无金融期货品种。 　　从周道炯开始，证监会的“监管”职能日益显著。在此期间，中国的银行利率开始下调，股市行情日益火爆，以至于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出台措施给股市降温。 　　1996年12月的“十二道金牌”终于使股市跌下来，但次年5月就再创新高。同时，全国各地的柜台交易市场逐渐成熟，山东、辽宁、湖北、四川等地的柜台市场一度

履历
　　1984年12月-1994年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1992年10月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
　　1994年4月-1995年3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1995年3月-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贡献
　　周道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从县财政科办事员到省财政厅长再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周道炯在财政的位子上干得时间最长，他把自己十多年的厅长工作经验用三句话作了概括：要敢讲话，要讲真话，要处以公心。从财政转到银行后，他对自己和班子曾提出：互信、尊重、自律、清醒、务实。
　　在周道炯任职的两年多里，由他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2、 3起。他和他所领导的证监会，被骂、被围攻、被威胁炸楼，饱尝了坐火山口的滋味。就在他即将卸任的1996年3月，还发生了著名的“琼民源”造假案。
　　五任主席里，在此期间赚钱的投资者最多。
　　现任东方证券独立董事。

新四军交通员到财政专家
　　1933年，周道炯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小村子里。“我在安徽生活工作50多年，其中17年在农村。”回首自己早年间的经历，周道炯认为安徽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946年，周道炯读初中时，因患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在治病这段时间，他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文化水平不高，中学没毕业。但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在周道炯1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道炯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这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发端。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5月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周道炯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1956年，又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周道炯历任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这位交通队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财政干部。
　　回顾自己在财政岗位上的工作，他用五句话来概括经验：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
　　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周道炯整整工作了33年。1984年底，51岁的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此后的10年间，他见证了建设银行的诞生、起落和发展的所有历程。
　　“建设银行取得重大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谈起建设银行，周道炯如数家珍。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银行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建设银行上下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人先。从作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心的安徽省走出来的周道炯，历史性地担任起建设银行从“财政出纳”向“银行”转变的领军者角色。  
　　“建设银行过去名为银行，但看不到钞票，与老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建设银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次出国访问，翻译把建行译成‘中国建筑公司’，说‘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了。”讲起这段笑话，周道炯感慨颇多。
　　在周道炯带领下，建设银行开办现金和居民储蓄业务，从1986年开始，建行开始拓展国际金融业务。1986年，先在深圳、珠海、厦门开办外汇业务。这打破了建行成立以来只办理内资业务不办理外资业务的局面。
　　从1987年建设银行开启第一个大型海外融资项目——在国家计划外为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进行海外筹资之后，一大批项目陆续接上，建行逐步走向国际金融市场。
　　截止2008年底，建行已在海外设立7家分行和3家代表处。建设银行作为在海内外上市的现代化国际化商业银行，总资产已达7万亿元，员工超过30万。

风格
　　1985年，国家在全面推行“拨改贷”的同时，利用吸纳的存款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建设银行由此成为国家专业银行。 　　1987年，建行又向“真正的银行”迈进了重要一步——发放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原来，由于国家规定建行不准对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基建项目在建时，由建行拨款（后改为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建行就退出，转由其他银行贷出流动资金。当时建行人因此感叹“为他人做嫁衣”。1988年8月，时任国务委员、人行行长的陈慕华支持建行开办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试点。从1987年，建行开始全面从事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到1993年，仅用7年时间，建行就向7万户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467亿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要住房到建行”这句广告词可谓家喻户晓。1986年，建行率先开展房地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支持和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到1992年底，全国有30多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1687个县（市）委托建行办理房改金融业务。建设银行也成为了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先行者与创新者。
　　周道炯并不满足于在当时已很有规模的住房金融业务，而是抓住时机进行混业经营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建行就遵循“一业为主（银行），多种经营”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建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房地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以及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和新加坡财务公司合资）、友联国际租赁公司（与日本野村证券何三菱公司合资）以及参股香港嘉华银行和大新银行等，为国际化和集团化奠定了基础。此前，还承办组建了中国投资银行，负责办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
　　“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大胆地干，要敢为人先，出了问题我来负责。”这是周道炯经常对下属说的一句话。

资本市场的“救火队长”
　　周道炯是中国证监会的第二任主席。他在1995年走马上任时已经63岁，因此他任职的时间并不很长，到1997年就退下来了，是历任证监会主席中时间最短的一位。但是，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遭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面临巨大挑战。周道炯将自己的这段经历称为“当了两年救火队长”。
　　上任伊始，周道炯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国债期货“327”事件的后续处理问题。发生在1995年2月的“327”事件是万国证券违规操作所造成的恶果，当时上海证交所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它不仅使万国证券陷于巨大的财务危机，也使一部分追随万国交易的期货投资者遭受惨重损失。因此，一些期货投资者直接到证监会讨说法，刚刚上任的周道炯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应付这件事。鉴于国债期货交易存在的严重问题，当年5月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周道炯又需要忙于应付市场关闭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衍生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后由证监会会同监察部联手，对“327”事件的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有关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这场风波才算慢慢过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27”事件刚刚处理结束，市场又发生了琼民源事件。在深交所上市的琼民源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公司，股价长期维持在一两元左右。但琼民源公司董事会为了配合炒家，称其实现了5.7亿元的盈利，琼民源股票顿时成了市场的黑马，股价短时间内飙升至20多元。但是，琼民源的这种利润陡增却引起了舆论的高度怀疑，证监会根据投资者要求展开了调查，最后确认公司董事会有严重造假的犯罪行为，公安部门将公司董事长抓了起来。但是，有人雇了一群工人，坐满了两辆卡车涌进证监会，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要证监会解决。证监会的几个部门主任被他们团团围住，证监会原来安排的一次外事活动也不得不转移地方。周道炯对他们说：“琼民源声称赚了5.7亿，怎么会发不出工资呢？你们应该去找公司的董事会解决问题。”经过反复劝说，工人们才离开了证监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股价长期低迷，周道炯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一次他甚至接到报告，有人声称从云南运了两车炸药到北京，要炸掉证监会。虽然最终只是虚惊一场，但周道炯由此也体会到了投资者对初生的资本市场的不满情绪，因此他对防范市场风险十分重视。1996年，上海深圳两地为争夺金融中心话语权而恶炒本地股票，引发了“全民炒股”的乱象，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甚至卖掉耕牛盲目入市，市场风险十分巨大。面对市场的火爆情景，周道炯反复要求加强风险教育，并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恶性炒作，并对一些商业银行和证券机构以及他们的负责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终于在这年年底将“牛头”强按了下来。
　　短短两年的证监会生涯，让周道炯与中国资本[4.40-3.30%]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感慨地说：“在我任职期间，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讽刺我的，骂我的，甚至扬言要杀我的，都有，说我是救火队长也算是名副其实。现在回过头看，又感到很兴奋，我为自己与中国资本市场结下的这个缘分而高兴。”   
         （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