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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周氏兄弟之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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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亲 发表于 2011-10-7 17:01: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独秀与周氏兄弟之交谊
2009-10-30 南方都市报
  

  鲁迅与《新青年》的关系,系由钱玄同促成,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此有明白的交待。钱玄同本人对此亦有明确说明: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又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原载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6、27日。)

  1933年3月5日鲁迅撰写《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时,回忆起自己如何走上小说创作道路时,还特别感念当时身陷囹圄的陈独秀,他说:

  但我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住在北京的会馆里,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证之于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函,鲁迅所说的这段话确非虚饰之词。陈独秀南下后,为《新青年》筹稿,曾一再给周作人去信,不断索稿催稿,应陈独秀之约请,周作人、鲁迅将其创作或翻译的作品继续投递《新青年》。检索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七、八卷,周作人发表的作品有:《齿痛》(七卷一号),《新村的精神》、《爱与憎》(诗,七卷二号),《诱惑》、《黄昏》(七卷三号),《晚间的来客》(七卷五号),《玛加尔的梦》(八卷二号)、《幸福》、《深夜的喇叭》、《少年的悲哀》、《儿歌》、《慈姑的盆》、《秋风》(八卷四号),《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旧约与恋爱诗》、《野蛮民族的礼法》、《个性的文学》(八卷五号),《愿你有福了》、《世界的霉》、《一滴的牛乳》(八卷六号)。周作人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

  鲁迅发表的作品相对较少,只有《一个青年的梦》(译作,七卷二至五号)、《风波》(八卷一号)、《幸福》(译作,八卷四号)寥寥几篇。此外,周建人在《新青年》上也开始发表作品。周氏三兄弟(特别是周作人)对《新青年》的积极投稿,反映了陈独秀与周氏兄弟不同寻常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钱玄同逐渐隐退,不愿给《新青年》继续供稿,在北京同人中显得更加突出,因而陈独秀与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逐渐超越了他们原来的中介人——钱玄同,这从陈独秀与周作人及后来陈望道与周作人的频繁来往书信可以见出。

  陈独秀与周氏兄弟的书信往来

  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复信周作人,告:“二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也收到了,先生译的小说还未收到。”“《新青年》七卷六号底出版日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 day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底汎劳动主义,如何?”“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前面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请你见面时问他一声,我很盼望他的回信。”(鲁迅博物馆供稿、陆品晶注释:《陈独秀书信》之一,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又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07-308页。)这是现存陈独秀于1920年2月南下后向北京同人发出的第一封信。由此信可见,陈独秀在3月11日即已决定出版“劳动节纪念号”,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当时还没有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达、陈望道等人的回忆录,我们也未见这一组织有对这一工作的策划(参见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收入《“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宁树藩、丁淦林整理:《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周作人可能是北京同人中最早与在沪的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供稿的作者,反映了周、陈积极合作的一面。

  7月9日陈独秀为《新青年》八卷一号约稿事致信周作人:“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望必在二十号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为下月一号出版,最后的稿子至迟二十号必须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玄同兄顶爱做随感录,现在怎么样?”(《陈独秀致周作人》,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08页。)但《新青年》八卷一号并未如陈信所说在8月1日出版,而是推迟一月才出版,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青年》社独立后经费短缺。

  8月13日陈独秀致信鲁迅、周作人:“两先生的文章今天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启明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二号报上;一是因印刷来不及;二是因为节省一点,免得暑天要启明先生多作文章。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玄同兄总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08、309页。)此信对钱玄同的“无兴致”表示不满,钱、陈之间应有半年未通信了。

  8月22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线上登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博物馆供稿、陆品晶注释:《陈独秀书信》之二,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又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09页。)陈独秀向周氏兄弟约稿之殷、之急,此信可见一斑。

  9月4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时,除了告知周“渔阳里是编辑部,大自鸣钟是发行部,寄稿仍以渔阳里二号为宜”。再次表示“玄同兄何以如此无兴致,我真不解。请先生要时常鼓动他的兴致才好。请先生代我问候他。”(《陈独秀致周作人》,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10页。)对钱玄同的“无兴致”情绪表示热切的关注。

  9月28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鲁迅博物馆供稿、陆品晶注释:《陈独秀书信》之三,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10页。)从此信看得出来,陈独秀极为欣赏鲁迅的随感录、小说,他不仅是周氏兄弟的约稿者、作品爱好者,而且是帮助他们出版作品的策划者,陈独秀与周氏兄弟之情谊非同寻常,鲁迅后来对陈独秀的感念由此可见大半。

  与陈独秀对周氏兄弟的这种殷切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刘半农明显有被冷落的感觉。1921年9月16日他致信周作人抱怨:“仲甫可恶,寄他许多诗,他都不登,偏把一首顶坏的《伦敦》登出。”(《刘半农致周作人》,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06页。)陈、刘之嫌隙由此可以窥见。在《新青年》同人圈中,刘半农是第一个“出走”的人。

  陈独秀离沪赴粤后,接续《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是陈望道,陈离沪12月16日即致信周作人:“尊译《少年的悲哀》,已经收到,并已付印了。独秀先生明天动身往广东去,这里收稿的事,暂由我课余兼任。”(《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一),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555页。)从此以后,陈望道代替陈独秀,继续扮演约稿、催稿的角色。

  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促进作用

  从陈独秀、陈望道与周作人的来往书信可以看出,他们与周作人通信的主要内容均是围绕约稿、催稿和发稿展开。这与同时期陈独秀、胡适之间围绕编辑工作和办刊办法的讨论有一定区别。也就是说,陈、胡之间主要是编辑同人关系,而陈、周之间主要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由于这两组关系双方态度的区别,后来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陈、胡之间因为矛盾,而逐渐分道扬镳,而陈、周之间因为积极配合,则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周氏兄弟中,陈独秀为什么主要选择与周作人通信,而不与其兄周树人通信呢?显然,周作人与陈独秀有着更为密切、更为亲近的交谊。周作人与《新青年》的关系比其兄要早,在《新青年》上登载的文章亦多,且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专职教授。陈独秀与之既是《新青年》的同人,又曾是北京大学上下级的同事,这两重关系使他俩更容易接近。

  鲁迅与《新青年》的另一位同人——李大钊,似有比较亲近的关系,鲁迅与这位“诚实,谦和,不多说话”的君子保持书信往来。1933年5月鲁迅撰写《〈守常全集〉题记》更是证明了他俩友情的存在。

  李大钊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1919年4月8日:“下午寄李守常信”。4月16日又载:“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鲁迅全集》第14卷,第352、353页。)1921年有多处记载,1月20日“上午寄李守常信”,2月24日“夜得李守常信”,4月19日“午后寄李守常信”,5月19日“寄李守常信”,5月25日“得李守常信”。(参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408、411、415、418、418页。)遗憾的是,这些书信因已遗失,其内容已不得其详。

  鲁迅与陈独秀的书信往来较少,陈独秀的名字见之于1920年《鲁迅日记》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920年8月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里的“说”,是指他刚创作完成的短篇小说《风波》。一次是在11月9日,“下午理发。寄仲甫说一篇。”(《鲁迅全集》第14卷,第393、399页。)这里的“说”是指其译作《幸福》。两次都是为寄稿事。而陈独秀之两次将鲁迅、周作人并列回复,其中一次也是对鲁迅寄稿的答复。

  鲁迅与《新青年》之间的关系,前有钱玄同屡次约稿促成,后有陈独秀不断索稿相逼,这对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冲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鲁迅与钱玄同因为同为章太炎的弟子,其密切关系为人们所熟知。鲁迅与陈独秀的关系,不太为人们所重视,阅读了上述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我们即可看出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鼓励和重视。鲁迅逝世后,陈独秀撰写的纪念文字《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其中的蕴含颇值得我们嚼味: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原载上海《宇宙风》1937年11月21日十日刊第52期。)

  据统计,在《新青年》前九卷发表作品数量位居第一、二位的作者为陈独秀、胡适,他俩的作品数量远远高于随后的高一涵、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陶孟和、刘叔雅诸人。鲁迅的确不是《新青年》的“最主要作者”,但鲁迅的作品诚如陈独秀所说,“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鲁迅是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人”,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从《新青年》开始,钱玄同、陈独秀的大力发掘实在功不可没!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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