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

<h1>周有光</h1>

周有光（1906年－2017.1.14），原名周耀平，江苏常州人。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div>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祖籍为江苏宜兴，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

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周有光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

　　

　　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编辑本段]

个人履历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后来迁居苏州。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

周有光

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参加制订聋人教育用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1963年公布）和汉语手指音节设计。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开讲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第1版，1979年第3版，1985年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0年开始，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委员之一。出版《新语文的建设》（1992）、《新时代的新语文》（1999），阐述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双语言生活、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出版《中国语文纵横谈》（1992），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原则（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1980），出版《汉字和文化问题》（2000），倡导研究现代汉字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北京大学先后开设现代汉字学课程。发表《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1983），阐述按词定字的原理和拼音变换汉字的原理，提倡以语词、词组和语段为单位的双打全拼法，使拼音变换汉字技术代替字形编码，1983年制成软件。1997年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提倡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理解汉字的历史地位；提出六书有普遍适用性、文字三相分类法；对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清华大学等校采用作为教材。1989年83岁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2000年出版《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阐述世界四种传统化的历史比较和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2001年选取90岁后发表的部分文章编成《周有光髦耋文存》，提倡华夏文化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先后共出版书籍20多种，发表论文300多篇。退休后，著述不断，2005年亦有《周有光百岁新稿》一书出版。曾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西游记》到《资本论》

　　

　　周有光的祖上在江苏常州是望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书香门第，藏有很多书，“不过全是文言的。”

　　作为出生在晚清的周有光，小时候接触的依然是《三字经》之类的书，“那时我们家的书很多，随便我看，但书都是文言，我都看不懂，小时候我对《三字经》也不感兴趣，”给周有光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西游记》。

　　“我们那一代人，小孩子认得几个字以后，都喜欢看《西游记》，不像现在可以看的东西多了，我们以前没什么好看的，”不过，周有光却自言自己看《西游记》是看了两遍才看懂的，“读书是件很好玩的事，第一遍看不懂，不要放弃，看第二遍，也许就能看懂了，”就是通过这样的阅读，周有光认为自己的“阅读能力也就提高了。”

　　1923年，周有光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那是教会学校，图书馆随便去看，那时我不仅看中文书，也看英文书，”那时的周有光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由此便决心阅读《资本论》，“对我们来说，《资本论》很重要，但是那时没有中文的，我埋头苦干阅读英文版，结果看不懂，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内容看不懂。”由此，阅读的乐趣往往就跳跃在第一遍的不懂到第二遍的懂之间。

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

　　1956年，周有光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那是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另一间是老伴和我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

周有光

客室、吃饭间。”而周有光也只能将书放在半间书橱内，“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铭》中写道：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书橱与菜橱功能合一的境遇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好转。当时，周有光所在的单位建造新简易楼，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间，9平方米，也就功能独一地做了他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了。”

　　书桌虽小，书橱却很大。在这个9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在窗口放小书桌，入口放个沙发，其余之地全是周有光的书架。周有光嫌这个书房小，进而，四个房间全都被布置成以书架为主，书成了这个家的主角，“我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因为放了家具就不能放书了。”

　　尽管四间房子全被用来藏书，但周有光还是认为自己是有书无斋，“我国外亲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们都有书房。什么叫书房呢，不仅有看书、写文章的地方，还有一个藏书的地方，等于是个小图书馆。我这是破房子，是有书而无斋。”

沈从文叫他“周百科”

　　从小时候开始，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周有光

　　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事实上，周有光还有“周百科”的外号，那是拜连襟沈从文所赐。而在大学时，周有光与百科全书的情缘就结下了。

　　当时，大学老师指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些篇章作为周有光及其同学必须阅读的课外读物，“比如说世界历史，就告诉我们下课到《不列颠百科全书》看哪些条目。”

　　“这部书非常好。一个题目，简简单单给你讲，而如果去看书，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本书，看百科全书反而可以节约时间，”周有光自认《百科全书》的作用非常大，“对我非常有用，其实对每个人也有用。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你可以先了解大致情况，然而再查看其他比较专业的书。”

　　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

语言学家的“前世今生”

　　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

周有光

　　周有光解释，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

　　“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亚当·斯密斯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

　　“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

　　离休后，周有光开始随便看书，主要看世界历史、各地研究文化问题的，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书架上也多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历史不是全球化的，这两本书却有全球化的眼光。”

    成果解读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研究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其成果主要有：

　　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二、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1961年出版《汉字改革概论》，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词的结构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等，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三、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周有光研究发现，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

　　四、研究中文的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周有光致力于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他提出“两个双语言”建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

 

 

众人评价

　　

　　周先生是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已届耄耋之年，但是论学术思想他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周先生所以能够这样，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从世界来看中国。

　　——苏培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国亮、周有光等九位百岁老校友，用知识改造社会、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奋斗书写自我，是一百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

　　周先生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爸爸说过，观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后来他的确跳出了自己。他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到世界文字发展、比较文字学，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研究结果出了三本书。他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系统地把知识组织起来是很有帮助的。

　　——周晓平（周有光之子，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

　　100岁时出了一本书，今年101岁时又出了一本书，这位笔耕不辍的百岁老人就是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吴玉章奖的颁奖典礼上，周有光从人大原校长袁宝华手中领取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的特等奖。

　　吴玉章奖分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奖面向全国，主要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论著，旨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每五年评选一次。郭沫若、吕叔湘、胡绳、王力等一批著名社会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项，该奖已成为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较高规格的奖励。《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1日第1版^[1]

 

 

《周有光百岁口述》出版

　　一个人能活到100岁已是不易，而102岁高龄，尚能清楚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且思路清晰、判断明

《周有光百岁口述》封面

确，这就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了。周有光先生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奇迹。

　　《口述》从常州青果巷讲起，忆及少年时光、大学生涯、结识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回国任教、改行研究语言、下放改造、恢复工作等人生经历，一直讲到现在——目前他以102岁高龄，仍著述不息。百年的人生经历，周有光先生娓娓道来，简约生动，看似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实则处处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光辉。

　　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的“错位”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百花错拳”一样，看似招招都错，却错得极有章法，错出了另一种境界。没有选择做外交官，却无意中避免了以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学经济不成，专攻语言，收集了不少语言方面的书，为后来研究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抛开自己喜爱的经济去搞语言研究，却躲过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宁夏改造，却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胃疾和失眠；回来后赋闲在家，“躲进小楼成一统”，却写出了不少语言学著作。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所以有人说他命好。其实，人生可错，但不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错的人生却要正确把握。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周有光矢志报国却无意于政治的人生理想、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和淡泊宽广的胸怀成就的。站在百年的这端回首来路，他显得很平淡，似乎那一切真的成了过眼烟云，可是，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当时需要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啊！“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正是周有光先生人生“错位”却依然精彩的最好注脚。

　　在书中，周有光先生还谈婚姻，谈教育，谈历史，谈语言研究，品评人物。话语不多，但见解独特，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若只看文字，谁也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位102岁高龄的老人之手，而细品其中滋味，若非阅尽沧桑、遍历坎坷、思想精深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见识？而这一切，岂不都是拜那“错位”人生之赐？“错位”的人生，错出了先生一生的精彩。

　　周有光先生生于1906年，见证了国家百年间多灾多难的历史，听先生讲述百岁人生，可以体会那些难以回首却不敢忘却的岁月。周有光先生经历了“错位”的人生，却著作等身，身体康健，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与时俱进。听先生讲述百岁人生，可以悟得为人之道、修身之法。《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9日第7版^[2]

 

通讯：105岁的“语文工作者”
汉语拼音之父的情怀　　周有光今年105岁了，这位长寿的语言学家刚刚出版了杂文集《朝闻道集》。数字在年轮上的叠加并
未使这位文化老人不堪重负，反而因宽仁的心态而愈显睿智，筋骨亦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健康。
　　一个春日普通的上午，他穿着烟灰色开身毛线衣坐在小书房的书桌前，用他的电脑打字机写文章。“我没有事情做嘛，没有客人来就看书，看了有趣味的东西我就写点文章。《群言》杂志是20多年前胡愈之先生创办的，创办时找了20个人写文章，现在19个人都死了，只剩我一个了。”他笑着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每月给《群言》写一篇文章。2010年2月号上，他写的是《漫谈台湾的语文改革》。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
　　他还有个“周百科”的雅称，但他摆摆手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一点，不过我还不行。”
　　在教育部和原国家语委举办的“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上，这位百岁老人在致谢辞中同样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他说：“我对语言学始终没有走进大门，实在惭愧！语言学有三个核心部门，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我都没有走进大门。我搞一点语文现代化工作，只是摸着语言学的一点边边而已。所以我再三对人说，不要称我为语言学家，我至多是一个语文工作者。”
<div class="spctrl"></div>　　他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〇’！”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div class="spctrl"></div>　　仿佛觉得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他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那样子愈发有种顽童般的稚气。
<h3><a name="10_2"></a>“半路出家”</h3>　　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走出了三位语言学家：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
<div class="spctrl"></div>　　对周有光来说，195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就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周有光怀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div class="spctrl"></div>　　“‘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有一百年历史，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走的道路，所以当时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回忆当时的时代背景，老人侃侃而谈。
<div class="spctrl"></div>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div class="spctrl"></div>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对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只左手，“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常对我们宣传白话文。‘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人觉得许多事今天讲来很有趣味，“我上学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论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从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和我们这些因使用电脑而常提笔忘字的“年轻人”一样，年迈的周先生也笑着“抱怨”：“20多年不写字，我的书法退化，不会写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说，“打字机方便得不得了，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电脑文字处理机，给周试用。自此，老先生于80高龄率先“换笔”，打字、处理材料、编辑书稿均借助这台机器完成。老伴张允和参与编辑家族内刊《水》，周先生不仅教会了80多岁的老伴使用电脑打字机，还亲自排版，并风趣地说自己甘做“义工”。
　　周有光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
                一生有情　　在老人背后的墙上，挂着那幅他与夫人花丛伴读的照片。照片上，尽管两位老人都花白了头发，却自
有一种儒雅和美的气韵。周有光习惯称夫人张允和为“我的老伴”。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者之一吧。
　　在2008年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有相当篇幅写他与张允和“流水式”恋爱的始末。1925年暑假，周有光因九妹的关系而与张允和结识，当时，容貌秀丽的张允和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女学生会主席。周常找借口去看她，但张总是躲，因此而得“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终于有一天，周有光的“浪头”冲破了张允和的“石堤”，他们一起去江边散步。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周有光拿出一本英文小书，上面有莎士比亚那句名言：“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洗清我的罪恶。”
　　经过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周有光与张允和于1933年结为伉俪。作为连襟，沈从文特地在张、周二人的结婚照背面写下“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几个字。
　　张允和这位气质典雅的大家闺秀，上世纪50年代被人教社聘去编历史教科书，“三反五反”打“老虎”时被当作“大老虎”打回家做家庭妇女，于是潜心读书，研究昆曲，辅助俞平伯创立了北京昆曲社。
　　1998年，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周有光、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人家问我们，你们的生活为什么能和谐呢？”周有光拿出白手帕，擦擦嘴角，笑眯眯地说：“古代讲举案齐眉，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我们叫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其实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双方才会和谐愉快。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啊，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就吵架离婚。家庭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下班回来，家庭愉快，就会得到很大安慰。”
　　周、张二老跨越世纪的爱恋被晚辈戏称“红茶电脑两老无猜”。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讲过去的事情，老人喜欢以“我有一个笑话”开头。他讲了个曹禺的故事。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一穿：“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
<div class="spctrl"></div>　　老人津津乐道于“门里边的故事”，其实他自己也有故事。有一次，一位编辑去拜访，张允和讲了个故事，周有光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听。听完故事，见客人兴致高，周有光把小板凳往客人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口，张允和和客人同时哈哈大笑，原来，之前张允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是因为耳朵不好，周有光自己闹的笑话。
　　周有光的孙女周和庆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堂，周和庆的儿子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球”。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周和庆记得自己在人生低谷中，爷爷给了她毫不打折的鼓励和支持，也记得小时候犯错时，爷爷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我做错事，爷爷曾经把我放到很高的书架顶上去反省。爸爸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吃过爷爷这一招。”她永远记着爷爷常常对她说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之长短”。
　　周有光家的客人总是特别多，各种年龄层次、各种文化背景的都有。给周家干女儿许宜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干爹家吃饭的竟有右派朋友。而从周的书中我们看到，在大“右派”章乃器最落魄潦倒时，周照样去登门探望。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高家莺至今珍藏着周有光198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是针对他和范可育就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提出建议的复函。“周先生当时已不赞成我们的建议，但信的开头却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当年也是提出这些建议的。这一下子消除了我们的顾虑，保护了我们的积极性。然后，周先生不厌其烦地说明不宜采取我们建议的八点理由，使我们不仅在这个有关汉语拼音的具体问题上心悦诚服，还深深为周先生调查思考之周到，对后辈教育、开导、爱护之良苦用心所感动。”
              独立思考　　小辈们都喜欢与周有光交谈，别看他年纪一大把，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从中印关系的改善到中东局势为什么总是剑拔弩张；从巴以历史纷争到“9·11”本·拉登为什么要撞毁世贸大厦；从后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特征到新加坡为何发展迅猛……可谓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
　　周有光认为自己这个本事得益于在大学时学到的读报法。“我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我常去学校的阅览室。有一次我在看报，一个年轻的英国老师把我和另两个同学找出去，说跟我们聊聊天。他问，你们看报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是看报，还能怎么看？他说不对，看报有方法。你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哪条新闻最重要？为什么最重要？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假如你不知道，去查百科全书。我按照他的办法来看报，知识很快发展。所以学问不一定是上课得来的，老师几句话会对学生影响很大，我到现在每天看报还会这样去问自己。”
　　作为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周有光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1923年，他考入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华籍师生集体离校，自办光华大学。同学们挥泪走出校门时的心情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要独立思考，这也是我的老师教我的。人家问我，你对今天的教育有什么建议，我说就是要提倡独立思考，这一条非常重要。”
　　对周有光而言，思考是一种习惯。在宁夏平罗“五七”干校时，他负责看守白菜窖，通过观察，总结出了令人忍俊不禁却是历史真实的“白菜理论”。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宁的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周有光老人独立思考的一生：“他坚持着冷静的观察，客观地品评着是非。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
，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有光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对当时共产党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现在，面对网络语言、新词热词的涌现，许多人担心把语文搞乱了，周有光一如既往地沉着：“新的东西还没有成熟，你就批评它、压制它，这不好。你让它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它自己会调整的。假如它有生命力，那么就进入词汇里去了，没有生命力，自然就会被淘汰。”
　　周有光80岁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问题的文章，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有人称喜喝咖啡、爱看好莱坞大片的周有光是“新潮老头”，但老人并不喜欢“新潮”二字。他说：“我认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的，在这进步中，新的东西就被人接受了。”记者问：“您是怎么保持年轻心态的？”他笑着说：“保持年轻是不可能的，老了怎么能年轻呢？人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态，脑子要清楚，不要糊涂。年轻人也有糊涂的呀，所以心态跟年龄没有关系。”
               知者乐 仁者寿　　“97岁去体检，医生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难怪医生自作主张，周有光老人除了耳背眼花，其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态与真实年龄形成的反差的确令人惊叹。
　　2003年圣诞节，孙女回北京发现爷爷面色焦黄，便陪同到医院看病，住进病房不到5分钟，医生就将
一张“病危通知书”递到她手上。“我怔在那里，然而爷爷却依照他的老习惯去检查防火通道了。”及至被护士们架回来，老爷子还是平素那样一脸微笑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慢慢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住在医院里的爷爷因其与97岁高龄不相符的健康体态而成了医院一景，打水的、扫地的、送饭的，甚至左邻右舍的病员都来看爷爷“好嫩的面相”。爷爷高兴地说：“我是大熊猫，让他们来看吧！”
　　五代单传的周有光，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
　　自从过了80岁生日，周有光便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了。92岁时他收到小朋友寄来的贺卡，上边写着：祝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与爱因斯坦有过两次会面：“他非常随便，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他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遇到难题，周有光就搬出古人的话来应对。他说：“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从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只许带一本书，可我带了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一共20本，开始做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八九十岁高龄仍著述颇丰，许多人感到奇怪，他解释说：“其实我一早就开始研究了，材料早弄好了，就差整理了。”
　　1969年被下放宁夏，许多人以为再也回不来了，非常忧愁。“我觉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周有光如是说。当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星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他们高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当此情此景被定格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高远追求以另一种表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正像周有光老人喜欢说的，“很有趣味”。
　　周有光的学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回忆说，1981年去探望周先生，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响起来。我们说，没想到像周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住房条件这样差。他笑着说：“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后就住在位于沙滩的文改会宿舍了，那是民国时期给北京大学德国教授住的小洋房。“当时人家听说我住在德国教授的洋房里，以为一定是很好的，想不到这个房子破烂得不得了。”“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周先生这首戏仿的《新陋室铭》乐观豁达地描述了生活环境的窘迫，其健康智慧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如此看待世事，是否因一生顺遂？事实上，一个世纪不可能没有惊险和挫折，可贵的是他战胜了恐惧和屈服。读中学时家道中落，靠向姐姐的朋友借当支付学费得以读完大学；抗战期间，6岁女儿小禾去世；两年后，儿子晓平中流弹险些丧命；他自己也于逃难途中经历过炸弹在身边爆炸的惊险……
　　2002年，老伴猝然离世。“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如临霹雳，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尔想起，青年时代读书，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自然规律。”这是他的绝招，“想不通的时候，你拐个弯就通了啊。”
　周老有“三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还有“三自”：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他讲着讲着便笑出声来，如孩童般乐不可支。
       他的岁月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参加“六三离校运动”，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
　　1927-1933年在光华大学附中、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任教。帮助孟宪承教授翻译丹麦教育家
格隆维的《农村教育》。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936-1937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38-1940年日帝侵华，全家逃难到重庆，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
　　1941-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46-1949年由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
　　1949-1954年任教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
　　1955年调至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直到离休。
　　1956年全家迁至北京沙滩。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1972年“文革”期间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四个月。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88年12月31日离休。
　　2003-2004年撰写《周有光百岁新稿》。
　　2005年出版《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
　1981年4月，周有光（左一）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
　《中国教育报》2010年4月23日第5版^[3]

12岁的“汉语拼音之父”走了，这个通透敢言的精神贵族，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2017-01-14 欧美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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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他1906年出生，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半路出家”，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他，请他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他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通晓汉、英、法、日4种语言，著有《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静思录——周有光106岁自选集》等。

有人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曾两次见爱因斯坦，蔡元培、邹韬奋、赵元任、徐志摩、何廉、老舍、陈毅……这些只能在课本上见到名字的人，就是他的身边人。

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

他见证着中国的百年变迁；他这一生，总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前进。
　　
他说自己是一位“两头真”的学者。什么叫两头真呢？

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

他把民国学人的治学精神带到今天。他是不天真时代的天真老人。

又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走了，带走了属于他的时代传奇。



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半路出家”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的转变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他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



“周老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如是评价道。

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不过，他本人却一直觉得被称呼为“汉语拼音之父”不好。张森根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周老曾多次对他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他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曾提到，“舅舅觉得，汉语拼音很早就出现苗头，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要把功劳都归在一个人身上。他不希望这样。舅舅有很多机会可以有名有利，但他从来不追求这个”。



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载入史册 百岁之后仍出版三著作

周先生对于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有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推广共同语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他还说：“‘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周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普及现代共同语，学校、公共场所和集体活动一律说共同语，实行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言”制度。他认为，“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凡是认真工业化的国家都以普及共同语作为建国大事。” 周先生还提出普通话普及的标准，即“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等等。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先生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有关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一直进行着广泛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和比较文字学方面成就卓著。周有光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对我们实施国家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拼音字母化”，信息时代应增加“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

对待学术问题，周有光的态度一向严谨，并且欢迎批评。张森根指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有光先生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周有光并不避讳别人的批评。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周有光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自己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错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

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2017年1月14日， 周先生去世，享年112岁 。


周有光：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

来源：《财经》杂志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也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您对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何评价？

周有光：我没看到这个《纲要》，不能评论。你告诉我它的要点是什么吗？

马国川：抱歉，我也说不出有什么要点来。

周有光：它里面有没有讲学术自由？

马国川：没有讲，但是提到大学要“去行政化”。

周有光：这话不通啊。大学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大学房子要维修，校园要做清洁工作，这是行政工作。官僚化跟行政是两码事，大学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所以“去行政化”是错误的，要“去官僚化”才对。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有光：对啊。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周有光：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可是，今天俄罗斯的统治集团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统治集团要建立一个强国，知识分子就讲知识、讲学问、讲真理。这是两码事。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把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截然分开，这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识来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什么叫实证呢？实证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人写文章说，这句话是胡适讲出来的。

马国川：这句话出自《胡适自传》，原话是，“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数字之差。

周有光：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苏联的垮台证明，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的误区，我们跟着新苏联“一边倒”，也跟着“倒”进误区里面去了。要恢复社会科学的本来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写得很好。民主不是一个简单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现在民主最新的东西有八个字：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若干年前俄罗斯选举，国际观察员都拒绝去观察，为什么，他们已经了解俄罗斯选举是假的。

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今天我们要重新建设中国，从五四开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山河共存音容在，日月同辉光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