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茂：论周恩来的历史贡献与伟大精神

                     论周恩来的历史贡献与伟大精神
                                   周兴茂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和领导新型的人民军队；参与创建和领导革命的统一战线；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和领导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参与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的伟大精神主要在于：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共产主义精神；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人民公仆精神；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光明磊落精神；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求真务实精神；虚怀若谷、戒骄戒躁的谦虚谨慎精神；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我革命、鞠躬尽瘁的不懈奋斗精神。

      关键词：周恩来；伟大一生；历史贡献；伟大精神

       2025年3月5日，是周恩来127周年诞辰纪念日。周恩来既是我非常崇敬的周氏本家长者，又是中国历史上继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之后的千古总理。记得我前些年到浙江绍兴去参观“周恩来祖居”时，曾经留下了“千古一相”四个字。周恩来不但在周氏家族的发祥史上，而且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空前绝后的，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果我们硬要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人来大致与周恩来媲美的话，恐怕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在这样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我以周氏子孙的身份，斗胆来对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一生进行论述和评价，实在有些冒昧。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恭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和批评指正！

       一、周恩来的伟大一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周恩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
央局书记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同蒋介石谈判，促使全国团结抗日统一战线全面形成。194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等职。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由于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不但深深地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威望。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不但功勋卓著，而且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建树，他的主要著作收录于《周恩来选集》。
今天，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周恩来呢？其实，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曾于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访问时，对他认为有可能成为他接班人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进行过最中肯和最恰当的评价。毛泽东说，刘少奇有原则性，但缺少灵活性；周恩来有灵活性，但缺少原则性；邓小平可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只有原则性的人往往是“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而有灵活性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逝世前走了。周恩来逝世时只有78岁，他比毛泽东小5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周恩来再活5岁，中国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邓小平这个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人，终于在毛泽东等人逝世后成就了一翻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修成正果，虽然他在名义上未成为“毛泽东第二”，但实际上已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成为了“毛泽东第二”。从邓小平最后的出山来看，毛泽东对他真是了如指掌，知邓小平者，莫过于毛泽东也。邓小平为了出山，也曾向当时的毛泽东等人许诺，保证永不翻案，这就是灵活性，没有这个保证，毛泽东能让他出山？但出山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该翻案还得翻，这又是原则性，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中国又何来今日之辉煌？
     周恩来又当如何呢？其实,周恩来自己在身前曾经说过,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我们遵循周恩来的这一思路，把对周恩来的评价完全奠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那么，我对周恩来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周恩来是集儒道佛于一体的中庸化身。
      我们先说儒。周恩来的家庭可算是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于“仁义”的内在精神与“礼仪”的外在形式之有机结合，而其共同指向却是“中庸”的价值目标。一般人是把“中庸”作为“好好先生”的代名词的，其实则不然，中庸是一种极其高远的道德目标，它是对“至善”的追求，孔夫子认为，只有最佳的、极致的才可配称中庸。中庸的反面就是“过”与“不及”，“过”是过头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左倾”；“不及”就是达不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右倾；只有中庸才是恰到好处，中庸既无不过又无不及。可以说，周恩来一生都在严格地实践着“仁义”、“礼仪”和“中庸”。他的一生对任何人都是仁慈的，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他对毛泽东是绝对忠诚的，任何时候他都绝不会丧失自己的道德标准做“出格”或“僭越”的事情。
      再说“道”。道家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争天下先。周恩来的慈是尽人皆知的，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表现出极度的宽容和仁慈，尽管面对“四人帮”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他既表现出了难以容忍的大度，又表现出了谦谦君子的少有冷静。周恩来的俭也极其少见，他一生只有邓颖超一位夫人，从一而终，并且也没有什么绯闻。周恩来终身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一生简朴，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很多高官都望尘莫及，周恩来逝世后联合国就是以这些理由为他下半旗致哀的。周恩来从不争权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甚至就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都远高于毛泽东，可他有自知之明，宁肯做一片忠实的绿叶竭力辅助毛泽东，终使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现在想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真是上天赐予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一对绝配和最佳搭档，他们的配合甚至连蒋介石都是既羡慕又嫉妒的。长征之初，是周恩来把已被排除在长征队伍之外的毛泽东硬拉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之后一直到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城，周恩来都坚决地一心一意地辅佐毛泽东，可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结下了终身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最后说“佛”。佛的真谛在于：人的一生及其尘世都是苦的，人只有在尘世中潜心修炼，才能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和天堂，人的尘世修炼就是为了死后的天堂，所以人们才会说，佛总是教导人们向后看的，就是向自己的身后看。可以说，周恩来一生都在实践着佛，他既在尘世潜心地修炼着自己，决不做有违佛理的事；又在死后留下了千古美名。虽然周恩来没有亲生子女，可邓颖超却成为了中国的政协主席。周恩来终以他一生的自律和严谨，得到了夫荣妻贵的大好结局。可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切都寄托于一根白绫，终成黄梁一梦罢了。
      实际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者的统一，就是为中国人的身心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和心理基础。儒，催人在入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生后联系起来，教导人们怎样安顿自身的灵魂；这就是中国人复合的三重心理结构。完全可以认为，周恩来的伟大一生，就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集儒道佛于一体和一生的光辉典范。

      二、周恩来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不仅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实践家，同时也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周恩来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中有2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他一方面日理万机，在革命实践中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堪称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楷模。另一方面，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理论探索中，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事实上，这些理论贡献已经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在欧洲的核心人物。早在1920年，他就团结和领导了一大批旅欧的先进人士，参与建党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他在巴黎参加了旅欧的共产党小组。同年冬，他还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共青团）。回国以后，他们大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从1927年开始，周恩来就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一直工作了半个世纪。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做出的若干重大决策和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周恩来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周恩来在从旅欧到大革命时期的建党工作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党的建设的有关理论。他主张，共产党人首先必须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否则，他就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领袖要服从集体决议；党员应当正确认识和运用党内民主的权利，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奴隶主义，党员绝不能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和“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人；共产党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方向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是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排挤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周恩来坚决批判了这种“唯成分论”的错误倾向，认为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知识分子，都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消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必须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还必须批判极端民主化倾向；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反对人身攻击；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特别论述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连、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他在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工作；周恩来还特别注意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正确处理党内斗争问题，坚决反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关于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等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
      2.参与创建和领导新型的人民军队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内，是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从事军事工作实践较早的杰出领导者。早在1922年，他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没有革命军队，军阀是打不倒的。他敏锐地提出，革命军队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周恩来1924年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从事中国新型军队建设实践的领导人。1927年8月1日，他作为前委书记破天荒地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就创建人民军队而言，周恩来堪称居功至伟。南昌起义以后，他在党内长期担任人民军队不同时期的重要领导职务，包括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同时，周恩来不但参与创建和领导了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且在武装斗争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建树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旅欧和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认识到了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才能达到革命的成功；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是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机制；革命军队必须加强纪律教育；革命军队必须发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革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援；革命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等。应该认为，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于我军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认为，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军是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在红军内部，官兵平等，在提倡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红军之间，要相互交流和学习，取长补短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于我党制定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由正规战为主转变为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周恩来还十分注意对各种错误军事思想的批判；他还特别注重改进和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包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他由南京回延安后，兼任军委总参谋长，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战争，为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3.参与创建和领导革命的统一战线
       应该说，在我们党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主要工作就是三项：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后来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两个基本点，而党的建设则犹如指挥革命的战士和坚固的堡垒。可以认为，在我党的整个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不但占有特殊地位，而且也是居功至伟的。
      早在旅欧和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不但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还总结了一套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初步理论。他认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分清敌我友，团结各派民主势力，结成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力量为中坚的反帝反封建的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其次要掌握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实行依靠左派、团结中派、孤立右派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再次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领导。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全权代表我党，充分运用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最终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我们党转危为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是我们党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殚精竭虑，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立下了殊勋。特别是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期间，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工作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在极其复杂的国民党统治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成为了抗战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南方局通过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南方局的所有工作都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进步力量，而且还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开辟，以及新中国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行了不懈探索和作出了杰出贡献。
       4.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寻找和确定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与方向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党内高层领导中为数不多的最早的几位自觉者之一，是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帮助者之一。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治形势、革命任务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但由于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国际环境有利，有苏联社会主义的榜样，因而其发展前途又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
      正因为周恩来在寻找革命道路和把握革命方向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所以，党和毛泽东在构想新中国的国家机构、政府人选等设置时，周恩来就成了当仁不让的政府总理人选。事实证明，周恩来不负众望，他在具体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过程中，从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实际领导新政协的召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组建等等，都是在周恩来呕心沥血地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并且，取得了十分圆满的成功。
       5.参与和领导新中国的全面建设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周恩来就开始谋划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工作了。1948年6月，他写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文；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着重谈了建国以后党的任务和经济建设方针等问题；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作了《恢复生产，建设中国》的重要讲话；1949年9月，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的报告。在这些著作和报告中，周恩来明确指出，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党和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正确地阐述了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心任务。同时，周恩来还特别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反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左倾”思想，注意保护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建国前夕，周恩来不仅十分重视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而且还开始注意建国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首先是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其次是要十分重视群众对企业的民主管理等。应该说，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的建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废墟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等大事。在艰辛探索的过程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治党、治国、治军，在经济、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殚精竭虑，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周恩来参与和领导新中国建设的领域之广、程度之深，在党内领导人中极其少见，而且他参与领导的工作既宏观、又微观；既要高瞻远瞩，又大都事无巨细；他不分白日黑夜地干，甚至连吃饭大都草草了事。1975年1月，周恩来已是重病缠身了，但他仍然抱病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战略目标。周恩来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真不愧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参与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虽然毛泽东是主要创立者，但周恩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等，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不但具有十分开阔的视野，而且还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他无疑是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者之一。周恩来在党建、军事、统战、外交、经济、文化、国防等等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并且，这些理论建树都融入了毛泽东思想之中，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周恩来的伟大精神
      周恩来50多年的革命生涯，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周恩来崇高的人格、品德和风范，必将感召和哺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必将激励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奋勇前进。
      1.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这是他为共产主义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和最重要的精神。周恩来曾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曾坚定地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的事业面临多么严峻地挑战，他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周恩来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对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学习和研究科学理论，又注重具体实践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重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坚如磐石。
       2.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人民公仆精神
       周恩来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他反复强调，“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要关心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或好饭。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赶到哪里。1973年，周恩来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困难，他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他大手术之后，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身体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以上。即使他病重住院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仍然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逝世前，曾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真挚热爱的最朴素表达。
      3. 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光明磊落精神
      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4. 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求真务实精神
       周恩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与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周恩来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他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考虑问题时，他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因此，他深得毛泽东的倚重和全党全国人民的爱戴。
       5. 虚怀若谷、戒骄戒躁的谦虚谨慎精神
       周恩来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他都会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但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一生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的崇高风范赢得了党内外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无比信赖。
       6.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周恩来毕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索取。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虽然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是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堪称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光辉典范。
       7.自我革命、鞠躬尽瘁的不懈奋斗精神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还具有十分丰富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但他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从不居功自傲。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周恩来总是不断地以自我革命的精神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改造自己，勇于担当、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仍然在为党、国家和人民殚精竭虑地操劳，他的伟大一生，是为党、国家和人民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真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伟大英名和光辉事业，必将永垂不朽！

主要参考资料：
① 周恩来 ∙ https://baike.baidu.com/item。
② 胡锦涛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2月29日。
③ 习近平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3月1日。
④ 胡华等 ∙《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8月。
                                    2025年2月，完稿于重庆南山————————————————
作者简介：周兴茂（1954、11——），男，土家族，湖北利川市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哲学与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