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周原——周朝留给我们什么？

叩问周原——周朝留给我们什么？

陕西纪检监察  2022-09-12  发表于陕西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方魂牵梦绕的土地。
它可能是一座村庄，盛满游子的乡愁；可能是一片麦田，承载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雄浑广袤的大山大川，凝聚着民族情感。
土地，滋养着人们，慰藉着人们，让人的心灵有了栖身之地、扎根之所。
7月30日晚，《中国考古大会》第十期《探秘周原遗址：鉴证西周的礼乐文明》节目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让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八百里秦川，聚焦到三千多年前宝鸡周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如果将中华文明比作一部巨著，那么周原一定是其中十分厚重的一卷。中华文明正是由此开始，正式告别远古洪荒，走向理性质朴的新天地。
从周王季、周文王到周公、召公，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带领周人在这片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制礼作乐、广施仁政，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廉政思想，最终成就了近八百年的基业。
从此，国家政治基础不再是建立于夏、商的鬼神崇拜之上，而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基础之上，这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做好了理论准备。
为政以德，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比周朝的历史更为悠久的是周原。周原是《诗经》里“堇荼如饴”的理想之地，也是“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的精神家园。
相传，周人从公刘的时代开始，便在泾渭流域活动，尤擅农耕。到了公亶父时期，周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此后步步壮大，完成了经济和文化的积累，终于在周武王时伐纣灭商。
那场从清晨开始到黄昏结束的灭商之战，以商纣王自杀、周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被历史的潮流推向了王位。
商在当时是地大物博的大国，周不过是占据了泾渭流域一片狭窄的谷地，强大的商何以如此不堪一击？军队在战场上何以倒戈而拥戴周武王？周朝的开创者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殷鉴不远”，须谦虚谨慎、居安思危，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作为全新的政治宣言，完善了从夏开始的家国制度，并以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而贯穿这些制度始终的，有三个关键词：惠民、善政、法治。完成这一系列制度创举的人是周公。
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他曾辅佐弟弟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武王在位三年，去世后儿子成王即位，周公摄政。周公把国家的运行秩序与个人的行为规范相结合，制定了包含法制、法度、礼仪等多个方面的“礼”，从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为了确保这种秩序，周公又通过音乐、舞蹈等艺术方式广施教化，敦风化俗、安定民心。
如果说，“礼”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和稳定，那么，“乐”强调的则是社会和谐。在礼与乐的熏陶和影响下，为政以德，成为周朝最重要的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这一原创性的思想，是周朝对中华文明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
孔子一生推崇周公，尤其推崇周公所创建的礼乐制度，周公时代被孔子看作是一个礼仪完整的社会。孔子认为，周礼不仅仅单纯依靠德育教化和自我道德的约束，而且出现了监督和鼓励并重的制度，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
数千年来，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中，强调修德立德也成为为政者一直努力践行的信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道德操守和政德修养的好坏，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才能以优良的为政涵养引领全社会的道德风尚。
“六廉”思想凝聚中国传统智慧。
周是一个以礼著称的王朝。在周朝“以德治国”思想的影响下，官府清廉、官员清正，成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对清明盛世的理想设计，而贯穿其中的“为政以德”理念绵延传承，凝聚着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事实上，“德”这个字，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在甲骨文的字形里，“德”字左边像是一个路口，右边像一只眼睛。到了周朝，“德”的字形里有了一个“心”字，意思是“心中所见”，强调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
这个“有心之德”，最早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何尊上。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宅兹中国”营造都城成周的史实，这也是“中国”一词目前可考的最早文字记载。
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周朝的执政者清醒地认识到，殷商之所以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贵族阶层生活奢侈，道德腐化，失德于天下。若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只有为他们谋取利益。
记载于《周礼·天官冢宰》中的“六廉”，就是对德政最系统、最生动的注释。冢宰是管理王室内部事务的长官，小宰是冢宰之下的官，主要掌管对官吏的刑罚，纠察违反王宫禁令的人。将评断官吏的权力赋予掌握着宫廷内部执法纠察，有着监察、司法职能的小宰再合适不过。
“六廉”的本意是指善德、高效、敬业、公正、守法、明辨六种能力，主要用于官员的考察和选拔。六种能力前，都特别加了一个“廉”字，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指为官者不仅要具备能力，更要廉洁，且廉洁是第一位的。
作为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廉政评价体系，“六廉”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继承和总结，其深刻内涵，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与并推动这个过程的人，还有周公的弟弟召公。在岐山县城西南有一村，村中有一古亭名曰“召亭”，该村因此命名为召亭村。
召公以德治国，为完善和发展周礼做了大量工作，历史上有名的“甘棠遗爱”就是召公德治思想最有力的见证。据说，召公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处理公务，后人为了纪念他，都不舍得砍掉这棵树。召公先后辅佐文、武、成、康四代周王，他崇德立德的思想、清正廉洁的品质和勤政俭朴的作风，世代传承，被誉为中国“廉吏始祖”。
召公还常常不辞辛苦下乡巡视，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了解百姓疾苦，奖励农桑，山岭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村寨之间常现他的身影。凡遇百姓纠纷诉讼，他都认真对待，秉公决断。
以人为本,成就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岐山县周公庙内立有一座周公像——塑像眼睛直视远方，长须飘飘，手持卷轴，身着长袍。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周成王。担心成王懈怠政务，周公嘱咐他：“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这句话大意是说，治国理政切不可贪图享乐，必须要做到清正廉洁，要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为人民谋幸福。这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
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姬昌，就是典型的以民为本的政治家。《史记·周本纪》记载，姬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他还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赢得百姓拥戴。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具备革故鼎新的勇气，才能凝聚众望所归的人气。周朝建立后，基本废除了殷商时期惨无人道的“人殉”（活人殉葬）和“人牲”（活人献祭）。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取得胜利的周人都没有把殷商贵族当成战俘对待，反而保留了他们的领地和臣属。
周成王将殷商的旧都朝歌，分封给自己的叔叔康叔，为了更好地管理殷商遗民，周公特意写下了《康诰》一文，语重心长地告诫康叔，要慎用刑罚、宽厚仁慈、戒骄戒躁，特别要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商的饮食习惯。在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念，周朝初期才会呈现出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景象，才会有“成康之治”。
三千多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周朝的建立并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整个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从为政以德、礼乐教化，到以人为本，周朝的创建者们打造了一个完整的、自洽的、互补的系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风从周原来，郁郁乎文哉。今天，当我们站在高高的凤凰山上，俯瞰脚下绵延的土地，依然能触摸到赫赫宗周那充盈勃发的心跳，感受到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
彼时风动，此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