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序》和《跋》

家谱的序跋、体例和格式内容

1.家谱的谱序、跋：《序》、《跋》是家谱前的定性括文，多为本族贤者、名人撰写，也有请外族名人贤达撰写的；昭、穆则为族中贤达，切磋琢磨，取得共识，定下来后，共同遵守。
谱《序》是前言，《跋》是后记，谈古论今，内容丰富，文体流畅，呈现出原作者博闻强识、文采照人的特色。宋朝的郑樵在所著之《通志》的《氏族序》一篇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吏以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士执撰谱事。百官族姓之家状者，则上官，为考定翔实，藏于密阁，副在左户。若秘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不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门阀，故其书散失而其学不传。”显然，在隋、唐两朝时期，官方取仕重簿状，民间婚姻重门阀，所以谱学盛行。
许多家族名士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其族谱序、跋，多为自家名人所作。也有例外者，各个朝代名人也多为各姓氏族谱作序。
《族谱》之《序》、《跋》，有长、有短，多数都论及族谱之重要和本谱之特点。远自“浑沌之初，天地定位，上下摩荡，气化而生万物……始，及至是……古无圣王乃赐姓名氏，以别其误，如虞之姚、夏之姒、商之子、周之姬之类”，然后论到本族，一本之散于万殊，近世谱图，则万殊之归于一本也。”本族发展、支世系(略)，强调“贤者当以谱责为己任，毋甘自弃，以励族人……”此篇谱序，论述甚详，最后是鼓励族人，要把自己的族谱修好。
清同治年间《族谱序》，则以古先圣贤教导为依据，论述修谱之必要。如引：《易》曰：“君子以类族辨物”；《书》曰：“以亲九族”；《诗》曰：“振振公族”；《左传》云：“公问族于众”；《仲礼》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人道亲亲也，亲亲尊，尊族故敬亲，敬亲故得族。”最后归结为：“盖天下之大，始于一人之身，分为百族之子，沿而下焉。”亦是要求追祖探源，把谱修好。

2.管理家谱的昭穆、宗人：昭穆、宗人是管辈数的。按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间，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二、四、六世(双数)，位于始祖的左方；右为穆三、五、七世（单数），位于始祖右方。用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关系。祭祀时，子孙也按此规定排列行礼。昭穆后来也用于泛指一般宗族的辈分。

3.修编家谱：谱牒修撰的历史相当悠久。汉朝刘歆在《七略》中提到与他同时的杨雄有《家牒》，而一些古代地方志中摘引的《家牒》片断涉及历史名人的身后世。《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提到数十种南朝士族家谱，此外，古籍中还提到北齐有佚名的《杨(忄音)家传》，以杨姓和王姓等为多，南北朝时的各姓大族，均已有编撰家谱之风。
全国姓氏一样，都有修撰家谱的传统，一向对家谱和族谱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家谱就像国史一样，是自己的家史和族史，是血缘源流和人伦昭穆的可靠依据，与世教人伦的关系十分密切：“夫人之生，其初一身也。传世之久，子孙众多，族属繁衍，显徽殚续，离居散处，而至有不相识如途人者，其故何哉？由谱牒之不明也。谱谍明则宗法立，昭穆序，长幼有别，亲疏以合。尊祖敬宗，笃恩义，正伦理，而孝悌之道行焉。此谱之作岂不大有关子世教也哉！”正是基于上述思想，人们世代相传，修谱续谱，形成了独特的谱牒文化。
家谱又称宗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谱牒、家牒、家传、谱系、氏谱等，是以特殊形式记载宗族发展的史书。主要用于记载某一姓族世系、迁徙源流、具体人物事件等等，即“人自为书，家自为书”，它是古人于一族之内“明世次，别亲疏”的依据，也是继承权和财产权的凭据。编修家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古有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之说法，一般修谱的间隔最长不超过三十年。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姓氏人等以前的血缘先祖，相继生活于黄帝的姬部落和后稷的周部族中，由于黄帝和后稷是本部落的领袖人物，“姬”、“周”等姓氏便是他们的血缘标志。在周人的部族内部，又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分为许许多多的家族和氏族村落，遇有婚姻、丧葬、财产等等，都要按一定的习惯和世系进行安排。特别是后稷等人对于部落首领地位的传承，都要遵守严格的血缘次序。
这些谱牒内容，在文字出现以前是由部族首领口头传颂，再由专人负责整理归纳，以强记方式流传。文字出现以后，则由指定的人专门记录在特殊的薄册上。这种簿册，就是最早的家谱雏形，姓、氏在古代的承传世系和祖宗名讳，便是通过这种方法得以流传下来的。到了后稷的裔孙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专门设立了负责王族世系及宗族事务管理的官员，称为“小史”，并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后来传世的《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便是当时修撰的关于各国王公在周朝的列位先祖传衍情况的带有家谱性质的典籍。
修谱，主要是为了巩固家族的团结，扩大家族的活动和维持家族的秩序。修家谱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谱例，大约有序文、凡例、目录、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敕、像赞、别传、墓志、家规、家范、墓记、艺文、著作等十几项。另外，家谱中还有各种纂例，如出族例。出族，即从家族中除名，这是一项严厉的家族惩罚。全国各地的各姓诸支多有家谱，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遭受战争、灾害和人为的损坏，许多珍贵的家谱资料遭到破坏，难以为续。
在西周末年，各姓建国，周王朝分崩离析，各姓人氏正式从周朝王室中分离出来，有了独立发展的世系。那时，各国的官员也模仿周朝 王室的设官和《周礼》规定的情况设置了负责记录史实的史官，同时记录各国历代国君的世系传衍情况。这样，对姓氏具有直接意义的谱系资料才开始出现。不过，尽管家谱修撰的雏形出现较早，但真正的家谱的出现还应是在魏晋或者以后。至南朝时，又有谱官修撰《百家谱》、《十八州谱》、《新集诸州谱》等，其中有诸多姓氏的谱牒。同时，各个姓氏族人为了准确记录自己的家族发展和世系源流，也都私自修撰有自己的家谱牒。当时，收藏在国家谱局的一些总谱和案谱，都是以这些家谱为素材整理而成的。到了唐朝，由于官方修谱和私家修谱的风气更为盛行，家谱也进一步丰富起来。今天保存在《新唐书》中的关于传衍情况的谱学资料，便是由这些私家谱牒整理而成的。根据这些节录后的家谱，我们可知在唐朝及其以前的传袭和发展情况。另外，当时官修和私修的其他一些谱学著作。宋朝及其以后，由于家谱的修撰已经走向成熟，加上国家对和家修谱的提倡，家谱在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地增多。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更是私家修谱最为盛行的时代。当时的各姓各家各族无不大修家谱，甚至一修两修或多次重修和续修，使修谱活动成为宗族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直到近代社会的民国年间，这种风气仍然盛行不衰。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修谱活动依然存在。清朝是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组织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以便辑人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姓氏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
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

4.家谱的体例和格式：修撰于不同时期的家谱，大多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一般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祠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年谱、吉凶礼、艺文、名绩录、仕宦记、名贤传、学辈谱、续后篇、领谱字号等内容，而谱名、谱序、祖宗遗像、先世考、世系表、传记、题跋等又是最为常见的内容，也是姓氏家谱的核心部分。其中谱名即家谱的名称，多称家谱、族谱、宗谱、支谱、房谱、家乘等。为了表明家族来源和筹修时间，有些还在谱名前加以标明；谱序即一个家谱的序言，一般放在家谱的首位，少则两三篇，多则十余篇，内容包括修谱缘由、修谱目的、修谱经过、修谱人员构成、家族历史渊源，迁徙经过、郡望、历代修谱情况及谱学理论等。由于作序的人都有一定身份，甚至有些还是达官显贵或鸿儒名宿，因此序的质量大多很高，甚至有人称它是家谱上的金色饰物。至于家谱中的其他几个部分，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容。另外，就体例而言，其总的特点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多种文体的结合体，不仅有志、传、史，而且还有图、像、书、题，通过这些形式，共同表现“尊祖敬宗”、“敦睦亲族”、“承先启后”等基本主旨。
5.家谱的保存：族谱印好后，谱版安置在小宗祠内，各版片之间用纸搪隔，以免损伤，外用木箱封装，搁置在高架上，以免受潮。族中如有需要加印族谱的，要经管理小宗祠者问清来历，如果确是嫡派子孙，备办好纸张后即到祠中印刷，不得搬到别处，以防版片散失。各房领出家谱多少本，管理小宗祠者要作登记，注明领取时间及领谱人，以便稽查。
各家领回的家谱要用木匣装载，置放在香火之上，或密藏于书房之中，每逢伏天取出晒晾，不能让其稍有蛀烂之迹。凡逢岁时祭祀，各家带上原本，到小宗祠集中验看一次，如发现有鼠啮、油污、墨浸及磨坏字迹等现象，族中长辈，要在祖宗牌位前对持谱人严厉申饬，并当众罚银数两，归人祠内，以充日后修谱之资。拒不从命的，不得参与祭祀。家谱不得誊抄，不能传与外人，更不能出售，如有不肖子孙瞒众觅利，族众共同驱逐他，从此不许入祠。这类规定，在不少姓氏家谱中，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
总之，家谱在中国文化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延续着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甚至于比许多“正史”还更具有历史“写真”的意义，人们应当予以十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