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转：“小桥墓之谜”

“周瑜爱妻小乔真墓在哪里？”

          汉末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东吴孙策欲取荆州，命周瑜为江夏太守，发兵攻占安徽皖县，得避乱隐居在那里的乔玄的两个女儿，就是大乔和小乔。姐妹一双生得貌若天仙，堪称绝代佳人。大乔嫁孙策，小乔嫁周瑜。
          杜牧在《赤壁》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在“倘若当年，东风不将周瑜助，那么铜雀高台春光深深锁住，江东二乔，沦为曹公妾。？？？”通过铜雀台，把小乔的国色天香与其周瑜、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展现无遗。

          小乔和周瑜情深恩爱，生活在一起，随军东征西战，并参加过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战后二年，按《三国志·周瑜传》所载：周瑜“诣京见权”。不久“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岁。”推算起来，小乔和周瑜作了十二年夫妻。

       三国时期有两个巴丘，一个在今江西，一个在今湖南。

         周瑜所卒的巴丘，应为巴陵。赤壁之战后，周瑜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长沙）、浏阳、江陵及巴陵为奉邑，这几个地方都在岳阳附近。周瑜病死巴丘，就应在巴陵。小乔始终在周瑜身边照顾护理及至送终，直至周瑜的灵柩“还吴”。小乔为晚年的生活计，留居于有奉邑享受的巴陵，作为理想的归宿之地。

        据光绪《巴陵县志》引明《一统志》载：“三国吴二乔墓，在府治北。吴孙策攻皖，得乔公二女，自纳大乔，而以小乔归周瑜，后卒葬于此。嘉庆二年（1797年），知府沈廷瑛重修”。

           以后又无记载。传闻光绪七年（1881年），督学陆保宗重新修建，并在冢上重植女贞二株。1993年又于墓南侧增建小乔墓庐，四周建有围墙。墓园内照壁。正面刻有宋·苏东坡手迹：“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墓冢为圆形封土堆，墓周有游道，并增加石栏护围。

        园内建筑，为砖木结构，覆以青色琉璃，具有江南园林风格。至今，小乔墓在岳阳市第一中学后花园内。据说这里就是当年周瑜的都督府，直到一九一四年，小乔墓上还有一栋墓庐。现在尚留有一块横刻隶书“小桥（乔）墓庐”的石碑，保存于岳阳市文物管理所。

历史上还流传下来小乔墓的对联。

       其一：铜雀有遗悲，豪杰功随三国没；紫鹃恨无限，潇湘冷月二乔魂。

         其二：阿姨渺何在，想当环珮归来，应共话洞庭夜月；老瞒空欲所，对此松楸凭吊，最难忘赤壁东风。

        其三：姊妹花残，青草湖畔双雁断；珮环月冷，紫藤墙外有啼鹃。（吴树楷作）其四：战士久无家，赤壁清风苏子赋，佳人犹有冢，黄陵荒草杜鹃啼。（刘士清作）在一些有关的地方志中，对小乔的墓地在岳阳，记载得很具体。

         明代《岳州府志》，记小乔“死葬岳州今广丰仓内”，说是根据“志所载。”《巴陵县志也记“小乔从周瑜镇巴丘，死葬焉”。

          《明统一志》也有记载，小乔墓在“（岳阳）府志北”。这些记载证明小乔在岳阳的墓地是真的，说明公元223年，小乔死后安葬在巴陵，就值得信服。

         可是，安徽庐江县城西一公里处，也有一个小乔墓，旧称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与城东一公里处的周瑜墓遥遥相对。墓有封无表，平地起坟，汉砖结构，有拜台、列台屏石供，墓门面东背西，明崇祯时毁于兵乱，仅存一座土冢。
           有人说是周瑜病死之后，小乔扶柩东归，将丈夫葬于庐江家乡土地，终守守墓，抚养遗孤二子一女，朝朝啼痕，夜夜孤衾，岁月悠悠，红颜暗消，一代佳人，病卒庐江。小乔墓地保存完好，直到明末的动乱之中，被兵火毁坏。时人王有年写诗记下遭劫惨状：“墓木汝经劫火烧，今时潜水旧吴朝。凄凄两冢依城郭，一是周郎一小乔。”
           清顺治年间，庐江知县孙宏哲，不仅修复墓庐，并且还作了一篇《小乔赋》，加以悼念。至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皖西行政督察专员，也对小乔墓作过维修。按照这些情况来看，庐江的小乔墓似乎也是真的。2001年，庐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皖南青弋江上游的南陵县境内，中山公园边上，也有一座小乔墓。

        据《南陵县志》，此墓建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起因是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乔，诉说她的墓在香油寺侧，遂令典史江鲲在香油寺西苑，重建小乔墓。周瑜曾经做过春谷（南陵）长，小乔死后葬在南陵，也就有了所谓的依据，为世人所公认。南陵小乔墓前有一块巨碑，阳刻“东吴大都督周公德配乔夫人之墓.”两侧阴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安徽宿松文人许文权撰：千年来本贵贱同归，玉容花貌，飘零几处？昭君冢、杨妃茔、真娘墓、苏小坟，更遗此江作名姝，并向天涯留胜迹。下联是芜湖儒士陶宝森作：三国时何夫妻异葬，纸钱酒杯，浇典谁人？笋篁露、芭蕉雨、菡萏风，梧桐月，只借他寺前野景，常为地主作清供。

         石碑已经破成几段，现移存南陵县文化馆内保存。这位三国时代天香国色的小乔，死了以后，千百年来留下三个墓冢，每处都是有根有据地认为是真墓，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
             三者之间，究竟哪一个是小乔的真墓呢？人们有兴趣不妨进行一番探索！

转：“竹书纪年 ”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盗墓者不准（Fǒu Biāo）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书名：《竹书纪年》 又名：《纪年》，《汲冢纪年》 作者：佚名 类别：编年体史书 成书时间：战国晚期 价值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百科首页>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4]，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今天的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7]，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8]（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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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史记》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五帝纪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

      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夏纪 夏纪所载，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当然，孰是孰非，那就见仁见智了。

         殷纪 殷纪则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是由于现代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并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并且整个商代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因此这部分存疑。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周纪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 晋纪 周平王东迁之后，竹书纪年以晋国纪年，而作晋纪。晋纪记载了晋文侯杀周携王的旧事，详细记录了曲沃代翼的过程。
       研究晋国历史，《竹书纪年·晋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魏纪 魏纪自惠成王起，称“梁惠成王”，这与其他典籍记载的魏国又称梁国相符，有利于读古书，如《孟子》时，弄清楚究竟怎么又有个梁惠王之类的疑问。更好地保存了历史的原貌，对于研究魏国历史更为便利。 版本 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竹书纪年》，经五代战乱散佚，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竟无《纪年》之目。清代学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蒐辑的成果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

        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水经注》、《史记》三家注等古籍所引《纪年》文与今本颇有异同，例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则云“共二百八十一年”。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姚振宗称：“作伪者乃郭人范钦也”。今本《纪年》有注，一说是梁沈约作，钱大昕认为今本“附注多采《宋书·符瑞志》，《宋书》，约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伪者用心如此”。
          也有学者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例如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是因为两者分别为西晋时代两次竹简整理工作的产物，刘恕《通鉴外记》卷三引此文后云：“《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 金履祥撰《通鉴前编》多引《纪年》之文。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多根据《竹书纪年》。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是目前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自西晋时期出土以后，竹书纪年先后经历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 ，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宋明时期的“今本”，清代的“古本”。原文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
      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争议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早在宋时已出现。

西汉简介：
        汉初艰度日　刘邦建立的汉朝，千疮百孔，物资匮乏，以至于皇帝都不能找到四匹纯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就更加寒碜，只能使用牛车。所以，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到了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终成一代盛世。　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同姓王的帮助，所以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力图建立拱卫王室的屏障。汉初，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都分封给诸侯王了，几乎恢复了战国时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是自西周以来“封建”思想的继续，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宗室血缘的疏远，一些地方诸侯不但不去拱卫王室，反而试图夺取中央权力，汉文帝时爆发的 “七国之乱”就是明证。汉武帝深感威胁，便以诸侯奉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为借口，一次废除了106个王和侯的爵位。基本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矛盾，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处理对西北匈奴的关系问题上，汉初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与单于，并赠以大量的绣、锦、絮、缯、酒等礼物，以换取暂时的安宁。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加上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经济繁荣了。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亿，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粮食新旧堆积，任其腐烂。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后盾，武帝一改与民休息政策而用尽民力。汉武帝主动出击，派李广利、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深入大漠，勒石燕然，却匈奴于漠北，一举消除了困扰汉朝近百年的北方边患。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曲作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小令是西汉初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汉初，汉高祖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抛荒土地，第一批得到土地的当然是皇室成员，其次是有功之臣，再次是秦朝的旧地主，接下来是帮着刘邦打天下的中下级官兵，他们也得到了大概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土地。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了的时代。当中国的农民可以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最初，农民依靠一小块土地，勉强可以度日。然而，不久他们就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实行“限田政策”，也就是限制富室大族拥有田地的数量，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起社会动乱，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宣帝、成帝、元帝、哀帝都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王莽篡汉以可乘之机。昭宣中兴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曾经提到“秦皇汉武”，“秦皇”，指秦始皇嬴政，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武”，指汉武帝刘彻，他一手把汉朝推向顶峰，也一手把汉朝推向危险的边缘。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自然二人都是一代英雄豪杰。其中，还有一层比较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在许多方面，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都好大喜功，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大修宫苑神祠，实行严刑竣法，多次巡游全国。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库几乎消耗殆尽。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汉制，民生七岁至14岁每人每年纳口钱20），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肆掠夺。汉武帝晚年，许多地区已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可贵的是，汉武帝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痛下了“轮台罪己之诏”，反省自己的过失，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其次，他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汉武帝去世时，继立的昭帝年仅8岁，一切政事都由辅政大臣霍光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代社会一度又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统治者一改汉武帝前期的好大喜功政策，复行无为政治，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七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以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亡农民陆续回到故乡来。另外规定，凡是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灾害之时，当地当年的租赋、徭役都会全部免除。汉昭帝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下令降低食盐的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粮食剩余。沿边地区设立的常平仓，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证据。为了保证政策法令的贯彻，汉昭帝和汉宣帝都十分重视吏治。他们大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尤其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对于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一定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汉宣帝还大力褒奖清明廉洁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中选拔公卿大臣。颖川太守黄霸抚养鳏寡，救助贫穷，于是就下诏褒奖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汉宣帝亲政后，也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下令凡是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汉宣帝专门设置了“廷尉”一官，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皇朝又转危为安，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成哀腐败　虽然汉元帝一生节俭，但是因为他用人不当，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汉成帝时，朝政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多行兼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日渐衰弱。新旧豪强下层豪强。他们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上有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上，则起着一致的作用。　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个以昏庸出名的皇帝，从小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继承皇位后，更加肆无忌惮，热衷于寻欢作乐，终因好色丧了命。“瘦燕肥环”的典故里，“肥环”指的是杨玉环，“瘦燕”就是成帝时美女赵飞燕。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舞技，在后宫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为了紧紧抓住汉成帝的心，她又把容貌更胜自己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了汉成帝。赵合德的美貌令汉成帝惊羡不已，她的柔情更令汉成帝为之倾倒。汉成帝一刻见不到赵氏姐妹，便心神不安；赵氏姐妹的话，汉成帝无不言听计从，朝政因此而荒废。　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成帝对之宠爱异常。一次成帝游兴大发，要班婕妤同辇一游，班婕妤推辞说：“古代贤君出游都有名臣在侧，只有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才由宠妾陪同，今天你要学亡国之君吗?”　忙于贪欢的成帝把政事全部委托于外戚王氏集团。成帝即位后，尊其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由此拉开了王氏家族专权擅政的帷幕。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王氏家族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掌控了汉王朝的军政大权。　继立的汉哀帝不仅重用外戚，还宠爱佞幸。哀帝在位期间，祖母傅氏家族和母亲丁氏家族势力大长，把持了朝政。他们滥杀无辜，胡作非为，把大汉朝廷搅得是乌烟瘴气。汉哀帝虽不好女色，却独好男风，对仪貌秀美、胜过六宫粉黛的董贤，大加宠爱。说起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历史上还留传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汉哀帝和董贤同床共枕，汉哀帝想起身时，不料董贤的身体却压着了他的衣袖，为了不惊醒“心爱人”，他不惜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就是“断袖”的来历。汉哀帝不仅赏赐董贤大量的珍宝财物、良田府邸，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昏庸的汉哀帝，怎么能够治理好大汉皇朝？汉王室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汉哀帝时期，大臣鲍宣非常痛心地指出：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地主花天酒地、成癖成性，农民流离失所，有“七亡”、“七死”，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情，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情，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家要想安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　汉朝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高度集中，一个是奴婢无限增加。奴婢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质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他们先是变卖家产，然后卖妻鬻子，最后，他们穷的只剩下自身。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卖为奴婢，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大饥荒，许多百姓变卖子女为奴。当时曾出现固定性的人口市场，为卖一个好价钱，有的奴婢被主人精心打扮，更多的奴婢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到汉朝后期，奴婢的数量急剧增加，朝廷掌握的自耕农数量则大量减少。这样，向国家纳税的人口锐减，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奴婢的大量存在，反应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王莽代汉　“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　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　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 “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　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野心家与野心家碰头，必然展开一场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有了一定基础的刘玄取得了暂时的胜利，23年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初建更始政权。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绿林军的阵势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定，把头发和胡须都染成黑色，显示自己老当益壮，表示自己完全有力量战胜“盗贼”；一面派王邑、王寻发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在这里，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昆阳大战的胜利使指挥此役的刘秀一举成名，这成为他此后事业发展的起点。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王莽的新朝也随着这次战争失败而完全崩溃。原来还在四处观望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许多官吏，纷纷起兵割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朝就只剩下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孤岛了。　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此时的更始政权中，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更始帝刘玄、新市平林诸将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妒刘秀兄弟的威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了刘秀的哥哥。此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是，他自知羽翼未丰，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迅速赶回宛（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不与其兄的旧属来往，不给其兄行丧礼，只说自己的罪过，却闭口不谈昆阳的战功。这样，刘秀就逃过了更始帝的铡刀。除掉刘秀的哥哥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讨伐王莽。王莽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长安城很快被更始军队攻下，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政权随之迁居长安。然而，刘玄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享受优裕、奢侈的生活，不知经营新政权，整日享受腐化的生活，长眠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娶了赵盟的女儿为夫人后，刘玄不分白天黑夜的与她宴饮于后宫，而把政事大权完全委托于赵盟。朝臣奏事时，赵盟就安排侍中坐在帷幕中假装刘玄与群臣说话。诸将领听出不是刘玄说话，非常不满意。另外，赵盟独断专权，枉杀无辜。有一次，他要杀死侍中，就连刘玄讲情都不能阻止。于是，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说一句话。带兵在外的将官与土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然不能长久。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更始政权三年（25年），赤眉军两部合一，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入长安，更始帝和另外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将领忙于论功行赏，士兵忙于抢劫长安内外的财物。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却使百姓真真正正寒了心。他们终于明白，不能靠别人保卫自己，只能靠自己保卫自己。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抵制赤眉军。而赤眉军呢？他们已经养成了流寇作风，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一无是处，于是，一把火烧了宫室，重新踏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刘秀已经为他们营筑好了坟墓。　更始帝迁都洛阳之后，派刘秀到河北镇抚诸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略河北，进而一步一步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势力。22年，刘秀来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名，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后不久，刘秀消灭了王郎等河北的割据势力，统一河北，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刘秀就开始了统一天下、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25年，刘秀在洛阳称皇帝，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先后消灭了更始军、赤眉军等等农民军，然后又一一剪除了全国的割据势力，如东方张步、北方彭崇、西方隗嚣、西南公孙述等等，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西汉王朝得之于农民起义，又失之于农民起义。西汉初期，冶铁业、水利的迅速发展，使汉初的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之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纷纷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以致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豪族的佣工。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明显转化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伴随这一矛盾而来的，是农民进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婢，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王莽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力图励行改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此后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他的最终失

转：“东汉历历史，就是一场一场的闹剧。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洛阳城上又重新飘扬着大汉的旗帜。历史好像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刘家的人，又挤满了这新的都城，挤满了这新的朝廷。而“苟延残喘”的农民，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垂头丧气地走回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拿起了生锈已久的锄头，走向荒芜的田野。当他们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时候，回忆昔日的场景，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新的噩梦又萦绕在农民心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南阳的这个豪强地主还没有坐稳皇帝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光武更新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内外倾轧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党锢之祸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黄天当立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鼎足三国董卓引兵洛阳，逐走袁绍，废汉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刘协。在朝廷上，董卓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完全不顾群臣的意见，众大臣敢怒不敢言。他放纵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慨。各地州牧郡守遂共同拥立袁绍为盟主，各拥兵数万人，结成关东同盟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面对同盟军的威胁，董卓感到洛阳难以继续维持，便决定迁都长安，并强迫洛阳的几十万百姓一同西迁。迁都长安以后，董卓依然不思悔过，一意孤行，引起大臣的强烈不满。192年，王允收买吕布，杀死董卓，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董卓死后，部下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曹操就是在这场群雄逐鹿和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父亲曹嵩是汉末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就有曹操所带领的五千人的军队。盟军解体后，曹操因与袁绍不合，领兵到濮阳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192年，曹操收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黄巾军和一些豪强地主的武装，实力大增。接着，他又扫除了东面陶谦的威胁，稳定了兖州的统治。196年，两件大事改变了曹操的命运。第一件就是迎接汉献帝到许昌，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第二件他在军中推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军粮已经成为困扰各路大军的头等大事，不少割据势力，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因粮食短缺而不攻自破。对此，曹操深有体会，他以军事为手段，将流民编制起来，耕种无主荒地，收获物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做己用。这样，即解决了流民问题，又解决了粮食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从196到199这几年里，曹操的势力获得迅猛的发展。此时曹操的主要对手，西面有张秀，南面有袁术，东面有吕布。他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接受了张秀的投降，接着征讨袁术，最后消灭了吕布。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统一了北方。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另外一个英雄就是刘备。刘备，字玄德，诼郡涿县人，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备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一起艰难度日。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刘备率部追随官军参与镇压起义。军阀混战中，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始终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没有明确的作战思想和目的，只是在混战中四处流亡，朝秦暮楚，地盘多次得而复失，军队多次聚而复散，但他始终不甘心寄人篱下，始终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建立自己的功业。他的这一愿意终于因为有了诸葛亮而得以实现。孙坚，吴郡富春人。黄巾起义爆发后，孙坚追随刽子手朱镇压农民军。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孙坚是最坚决的拥护者。后来，袁术派孙坚攻打刘表，被刘表部将所杀。孙坚之后，他的十余岁长子孙策，广泛结交豪杰，继承了他的事业。在袁术的手下，怀有一腔抱负的孙策却没有得到重用，因而开始有了离心倾向。占领江东之后，在众豪杰的支持下，孙策宣布正式脱离袁术的控制，拥护汉献帝，事实上也就是拥护曹操。在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曹操为了避免孙策乘机渡江北上，主动与他联姻，加以笼络，因而成为官渡之战的大赢家。此时，正当孙策想要施展宏图抱负的时候，被刺客暗杀。临死前，他一再嘱托亲信，好好辅佐弟弟孙权。孙权，字仲谋，孙坚次子。此后，他在江东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统治机构，平定山越，消除了江东内部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大后方。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之后，开始统一南方的征战，要统一江南，就必须先控制荆州进而巩固江东，以完成对江南的统一。这也是孙策、孙权的既定方针。同时的刘备投奔刘表后，利用荆州之地招募丁壮，补充军队，拉拢当地豪强，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于是，荆州成为曹、孙、刘三方争夺的焦点。208年秋，曹操率领20万大军，号称80万，南征荆州。8月，刘表病死，没有主见、软弱的刘琮袭职，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在部下的怂恿下，他立即投降了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刘备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曹军，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逃跑。为了各自的生存，为了阻挡曹操统一全国，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于是，在赤壁，20万曹军和五万孙刘联军上演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得曹操一举统一江南的梦想破灭，被迫退回长江以北地区，长江成为三国鼎立的天然屏障。孙权偏安江南，刘备割据西蜀，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它们各自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表面上承认汉献帝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王国，东汉王朝就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寿终正寝了。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废汉献帝，东汉王朝正式灭亡。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最终完成。在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专卖，下层豪强的财力大为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权利。他们分别在朝廷中寻找代理人，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这样，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未年，以两败俱伤而告结束。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对中央集权的依附越来越弱，进行疯狂地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曹操的诗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十室不余一，念之断人肠。”

       东汉末年的战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