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长安礼仪文化 》（下）

《西周长安礼仪文化 》（下）

长安“礼仪”文化的层面　　　　　田文棠

　　长安“礼仪”文化的王道层面 所谓王道，即君王之道和君臣关系的定位与君主权力的走向问题，这是西周礼仪文化首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尚书·洪范》记载：周灭殷后，周武王即向殷的贤臣、殷纣王的叔父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详细阐述了九种大法，史官记录了他的谈话，写成《洪范》。《洪范》中的“建其皇极”就是有关建立君权的问题。要求君主“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私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这样才能“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达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洪范》）的目的。为此，西周礼仪制度中有关祭祀鬼神、祈求吉祥的“吉礼”，接待宾客的“宾礼”和亲和万民的“嘉礼”，一方面严格地规定了君主与平民不同的起居言行；另一方面也制定了诸如君主率领群臣为百姓祈福，“天子亲耕于南郊”（《礼记》），灾后抚恤民众、救助民众的种种礼仪形式。在君臣关系方面，西周礼仪制度更有其严格规定。从亲属关系来说，周公是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但从君臣关系来看，周公却是辅佐成王或武王的大臣。周公作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贤臣，忠实地承担起辅佐的职责，并依照西周礼仪制度的规定，尽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受到世人的称赞。《尚书·金滕》就记录了周公在武王重病之时，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自以为质，代替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将册书放入金属装束的匣内。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仍然摄政。但管叔及其群弟却流言于国，中伤周公，并勾结殷商遗民背叛周室。周公东征平叛之后，成王仍然怀疑周公，但得金滕之书后，才番然觉悟，出郊亲迎周公。这充分表明：周公有尽忠之心，无僭越之意，确是施行周礼的楷模和忠于君王的贤臣。难怪韩愈在其《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称“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正在于能使“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古文观止》）。
　　长安“礼仪”文化的天道层面  天道是指天命之道和有关天人关系的问题。因其涉及如何认识祭祀对象及其与族人的关系，所以，也就成为与周礼有关的重要问题。天命之说，是周人礼仪文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周人对天命的认识却有一个由人格化的天到自然性的天的变化过程。周人的天命之说，最初来自于良好的愿望，“惟天惠民，惟辟（君王）奉天”（《泰誓》），后来，又变为“类（祭）于上帝，宜（祭）于冢土”，即对上天下地接连不断的祭祀，以感动他们，达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目的。但是，天帝并不顺从人愿，东方各国的叛乱、天灾人祸的发生，使周人逐渐失去了崇尚天命的信念。因之，在叛乱平定之后，召公奭怕朝官相信天命，怠于政事，便主张事在人为。周公也赞此说，认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即文王）德延”（《君奭》）。西周礼仪文化的许多条规，正体现了这种“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也是自然性的天和天道观的一种凸显。由此看出，在周人的天命观念中，已经产生了重德轻天、重民轻神和敬畏自然的思想观念。应该说，这是西周王朝实施礼仪文明取得的最大收获。
　　长安“礼仪”文化的人道层面 人道是指人文之道或人伦之道，含有关爱人生、惠民利民的意思。西周礼仪文化在人道层面的表现是最精彩也是最富有人性的。比如“五礼”中的“嘉礼”，按《周礼》的说法，就是“亲万民”以和人际关系，沟通、联络各方感情的礼仪。其中的飨（在太庙饮客）燕（在寝宫宴饮）饮食之礼，就有“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左传》）的意思；而其中的冠礼、射礼、投壶之礼、乡饮之礼、养老优老之礼，以及禬恤之礼等等，均有关爱青年成长、优惠老人养老，抚恤“政死”功臣，乡饮基层官吏，关照异族邦国的含义。另外，五礼中的“凶礼”，就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云：“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就凶礼的内容来看，有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指疫疠疾病），以吊礼哀祸灾，以恤礼哀战乱等，特别是在大灾大札时期，官府还要采取措施，进行“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等等（《周礼·地官·大司徒》）。这些礼仪措施，有利于安定民心，有着亲和民众的重要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田猎礼”中，周礼按照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习俗作出规定：不许捕幼兽、不许采鸟卵，不许杀有孕之兽，不伤未成年的小兽，不许一网打尽，不能斩草除根等，这些礼仪规则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有着积极的意义。
　　长安“礼仪”文化的多元转换
　　对西周礼仪文化包涵的丰富精神资源，后世的学者能臣继承、发扬光大，并且形成新的思想学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法，就是从“周礼”文化（包括“周易文化）中获得灵感和启发的。如果说儒家学派是从人道或人伦层面，把周礼中有关“仁人”和“明德”思想，发挥提升为“仁者爱人”、“泛爱众”（《论语》）的“仁爱”思想，并把“仁”字作为其最高范畴建构孔子“仁学”，那么，道家则从天道或天人关系层面，将周礼中有关自然之天及其循环往复变化的思想，发展为“万物自化”、“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并建构了老子的“天人合一”学说。墨家则继承了周礼中“选贤任能”的思想，提出“尚贤”和“兼爱”的主张。法家也从周礼的王道层面，将其宗法王权思想，转换为中央集权、郡县实施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所以，才有后来“汉承秦制”之说。汉唐时期的明君能臣，也多以周公的“明德”思想和西周礼仪文明为借鉴，从天道、人道的层面或“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诸如休养生息、偃武修文的政治主张，积极推行礼治举措，遂出现了“文景之治”和“贞观盛世”。特别要指出的是，韩愈在佛老思想泛滥的唐代中期，明确提出“道统”中断，即周公、孔子“礼治”思想处于式微状态的问题，并大力予以复兴弘扬。宋代的关学领袖张载也以“为往圣继绝学”作为己任，立志接续周公的礼仪思想和孔子的儒学主张，把他们“礼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并传至后世。
　　当今，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文化的时代性重建，都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将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发扬光大，成为推进中国“和平崛起”、增强软实力体系的巨大力量。“长安”作为周秦汉唐的古都和文化中心，作为西周礼仪文化的发祥地，应以复兴“长安礼学”为己任，更应以建构凸现多元文化魅力的“长安学”为己任，吸取西周礼仪文化和汉唐“礼治”文明的积极因素，吸取周秦汉唐时期社会转型、文化重组的成功经验，为建设现代新文化提供具有民族性、思想性的精神力量和理论依据。

 

（上海周海波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