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屋沧桑

古屋沧桑

“濂溪世泽，洛水家风”——这是广东省惠东县梁化镇柴行街周氏秀利祖屋大门张贴的一副族联。“濂溪”后人居用的这座古屋，始建于清代康熙期间，是梁化墟镇至今保存完好、规模较大、颇具客家特色的一座古建筑物。追源溯流，古屋不但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而且还曾有过显耀的背景和不平凡的经历……
                    古屋悠久
据《梁化镇志》记载，梁化墟现址兴建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而最早从外地迁徙居于梁化墟的为周、苏、林三姓人家。自此之后，三姓人家相继在梁化墟兴建了八座集居住、祭祖和宴亲待客功能于一体的家祠族屋，其中同宗周氏六座，苏氏、林氏各一座（周、苏、林聚居地亦是“广东省龙形拳之乡”发源地）。八座古屋均集中建于梁化墟柴行街两旁，座东向西，形成古民居建筑群。每座古屋虽大小不同，但同样由厅堂、天井、回廊、厢房、居室、水井和祭祖神台组成，而且古屋四周都有坚固的围墙，自成一体，颇具客家风格。八座客家古屋中至今有周氏秀利周屋、新盛周屋以及苏氏、林氏等四座保存较好，其中秀利周屋不但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另外四座周氏古屋中，有的在抗战期间被日寇飞机炸毁，有的规模较小，损毁严重，被拆掉重建。据古屋后人介绍和实地勘测，秀利周屋总占地面积3320平方米。中轴为四进，共有四厅四天井，整座屋最深度约为90米，最宽度约为60米。厅堂天井两侧及左后方为厢房居室和廊间杂房，共52间1600多平方米，现保存完好的有36间。七、八十年代，曾居住二十多户本房人家，现大部分迁出外住，尚有六、七户仍居住在古屋中。
                   古匾显赫
从古屋厚实的大门进去，穿过第一进的下厅和天井，跨进高高的第二进大门，抬头可见二厅正中悬挂着一块大牌匾，匾长2.21米，宽0.82米。古匾为上等木质，绿底金字，正中横书有“微垣卓辅”四个大字。左右两侧竖写有小字，右边写的是：“经筵讲官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加三级刘环之为”，左边写的是：“嘉庆二十年候选按察使司经历陞授布政使司理问周徽猷立”。字体浅雕细刻，端庄遒劲，均为繁体字。
赠匾者为嘉庆朝身任户部尚书、顺天府尹等要职的一品官员刘环之。据史载，其祖父是乾隆朝大名鼎鼎的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为当朝正一品宰相。伯父是民间传说中家喻户晓的清官宰相刘罗锅。刘罗锅实名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曾任清廷体仁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和上书房总师傅等显职（正一品）。刘墉无后，侄儿刘环之三岁丧父，自幼由其抚养教育。刘氏祖孙三代，两相一尚书，虽然位高权重，但却清正廉明，名扬朝野，誉播民间。据史料载，刘环之（1762-1821），字佩循，号信芳，山东诸城逢戈庄（今属高密市）人，刘统勋之孙，刘墉之侄，其承祖父之遗风，得伯父之调教，一生仕途畅达，为官清正。乾隆五十四年考取翰林，六十年充经筵讲官；嘉庆十六年擢兵部尚书，十八年署刑部尚书，并于当年八月兼顺天府尹，十一月加太子少保；嘉庆十九年调任户部尚书（从一品）；道光元年调任吏部尚书，并于当年卒于任上，享年六十岁。嘉庆二十年为周徽猷赠立的牌匾，匾上刘环之所冠官位职衔与史实完全吻合。而受匾者周徽猷当时官职，为候选按察使司经历而陞任布政使司理问。按清制，布政使为一省主管财政、民政的行政长官（从二品），布政使司衙门内设有理问所、经历所和照磨所，其中理问所设理问一人（从六品），掌勘核刑名案件。而刘环之赠匾前一、二年在朝廷先后担任过刑部、户部尚书，主管过行政、司法。显而易见，当时刘尚书赠匾于周理问，二者官职虽差几级，但职务上具有上下级的对应关系。
牌匾匾文“微垣卓辅”，是对时赠古屋主人的溢美之词。据笔者考证，“微垣卓辅”含义出自星官之说。古称天之星象有“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太微垣是三垣的上垣，均由各星环抱成垣，各星多数以古代官名命名。如紫微右垣七星，分别为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等，故有“弼辅之丞垣上找”之说。因此，很明显，“微垣卓辅”有“古代为臣尽忠卓越辅佐朝廷”之意。换言之，朝廷要官刘尚书题这四字赠地方之臣周理问，含有旌表和褒赞周的“效忠辅佐朝廷之功”。至于刘环之为何要以天象星官引喻题匾，笔者认为这既与周徽猷供职有关，又与时为秀利周屋的主人周徽猷，是北宋撰写《太极图说》的理学鼻祖周墩颐（濂溪公）的嫡传后裔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刘环之是一名谙熟和尊崇理学、了解下属周徽猷家世的朝廷官员，印证了刘、周非同一般的关系。
              “濂溪”族脉
据顺德周氏宗亲保存的周氏族谱（礼房系统）记载，梁化墟六座周屋的周氏人家均系《爱莲说》作者、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周敦颐的后裔，奉周敦颐为始祖（一世祖）。周敦颐，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州营道（现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中濂洛学派创始人，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学生，朱熹是他的再传弟子。周敦颐之后第三、四世，一脉东徙杭州、绍兴繁衍发展（据《周恩来家世》载，周恩来、鲁迅均系其后裔），一脉南下广东定居南海、顺德。广东一脉分支再传至十九世远德公（1692-1767），由顺德迁徙惠州府归善县梁化墟定居。远德公生六子，尚斌、尚客二子居梁化，另四子居顺德。尚斌、尚客又各生三子康佑、康祺、康裕和康茂、康秀、康华而分支六大房，梁化墟六座周屋均按房系建造居用，其中保存较好的秀利周屋为康秀房。
由于周氏族谱（礼房系统）编抄时间久远（约于同治年间），损毁较多，尤其是二十一世祖康秀公之后，漏页缺载，因而找不到有关古屋兴建的具体记载。经对照族谱查找相关资料，并实地查看每年祭祀的周氏古墓碑，初步推断秀利周屋（与其它五座周屋一起）为濂溪公周敦颐之后十九世祖远德公始建，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
按周氏族谱（濂溪公宗支礼房系统）排列，梁化墟秀利周屋现最小一辈，为濂溪公周敦颐之后第三十世。自十九世远德公始（康熙年间），易地迁居，随风入俗，徙者很快融入梁化原住客家群体中，成为客家新迁一族，由讲粤语变为讲客家话，风俗习惯亦客家化，累世沿袭，一直传承至今。每年农历八月均为当地客家人拜山祭祖时间，周氏古屋后人乃按房系辈份顺序祭拜祖先。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为周氏六大房族人“入年卦” 日，表示步入年关，当地客家人绝大多数“入年卦”为二十四或二十五日，民间流传有“官三民四”之说，直到年初六“出年卦”（出年关），这期间凡事应小心谨慎，讲求吉利。每年春节，古屋的正大门贴上“濂溪世泽，洛水家风” 对联，二进大门贴上“诏传绛邑通侯胄，远守濂溪学士家” 对联，两副对联族人世代秉传，年年沿用，既揭示了周敦颐客家后裔敬祖承德之心，也蕴涵了古屋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
                 日寇蹂躏            
这座历史悠久的秀利周氏古屋，在抗战期间，曾遭日寇蹂躏，留下了深刻的的印记。1938年，侵华日军飞机轰炸梁化，共炸死18人，炸伤30人，炸毁民房50间。我曾听父母描述过，日机轰炸圩镇时，其中一颗炸弹刚好落在古屋左后方，离古屋约60米。一个背着婴孩的妇女双双被当场炸死，衣物被炸飞挂在一棵龙眼树上，惨不忍睹。此次轰炸也震动了古屋的后厅和其他用房，不久造成多间房厅倒塌，成为只剩下断壁残墙的“烂宅地”，其中主要厅房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盖上瓦面。
1942年3月，日寇又一次进入梁化圩烧杀掠劫，实行“三光”政策，共杀死12人，烧毁房屋10间，抢劫财物大批。这次古屋再遭蹂躏。日本鬼子听说本座周屋有人藏有枪，直奔而来，气汹汹地来到大门前。当时厚实的两扇大门紧闭，里面上了门栓，还用几条碗盘般粗、成丈长的“弄桁”木柱顶住。祖屋内各家的人都找地方躲起来，尤其是年轻女人，都被家里人藏到最隐蔽的地方。当时我母亲和其他几家年轻的同房姐妹林梅、廖娴、周娟等，一齐被藏到一间廊房楼上的暗角落躲起来。鬼子推不开大门，就用刺刀捅撬，并不停地嚎叫着。此时，里面我的堂伯公（我祖父之兄）也急得团团转，生怕鬼子会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用炸弹炸开大门，焚毁整座周屋和报复宗亲，于是从里面打开门栓移走木柱，开门放鬼子进屋。鬼子进屋后，逐家搜查，翻箱倒柜，查枪查人。我的祖父当时卧病在床，床下堆满草木灰，我家邻舍的二叔婆就躲到床下掩蔽，日本鬼子用刺刀对床下草灰插了几下还未发现。祖屋几十间房间都搜遍了，男丁只抓到我的一位近房堂叔周昌石（俗名阿石仔），鬼子硬逼他交出藏枪，严刑拷打。不久，我母亲和其他几位同房姐妹也被鬼子搜出押到大厅一旁，鬼子还用木棒敲打她们。我母亲头上重重地挨了鬼子的棒打，头顶隆起大疙瘩，几乎昏倒（记得晚年母亲长期患头痛病，她还曾多次当着我的面，埋怨说是日本仔棒打造成的后遗症）。此时，天正下着雨，日本鬼子还继续逼打周昌石，并把他拉到天井，一边打一边往他口中灌水，灌到肚胀时又找来木梯压在他身上，鬼子踏上木梯用脚使劲踩。这样灌了又踩，踩了又灌，来回几次，惨不忍睹，直到他昏死过去。在场的周昌石母亲容叔婆，不停地向鬼子跪地求饶，边磕头边说：“先生啊，我仔冇枪呀！”鬼子飞起一脚把她踢倒，容叔婆爬起来又照样磕头求饶。也是这样踢了又磕，磕了又踢。我母亲和同房几个姐妹卷缩在大厅角落，见此情景，吓得直打哆嗦。鬼子在这座古屋肆虐了半天，也找不到枪，最后才撤离。日寇这次洗劫梁化圩，撤走时还抓了几个年青人随行当挑夫，为日寇挑运其抢劫来的财物和一些军用物品，我父亲也被抓去挑担。当天晚上到了塘阁村过夜，夜深时我父亲趁鬼子不注意偷偷逃走回来。听父亲说过，后来其他几个挑夫随鬼子到达目的地时都被杀害了，他庆幸捡回一条命。之后，受尽折磨的堂叔周昌石也因伤重常常吐血，不久也不治身亡。古屋的这段遭遇尤其是周昌石被灌水的悲惨故事，解放后经常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斗争教育中作为教材，“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还专门绘制成系列宣传画作专题教育展出。
1944年，日军再次进入梁化圩，也许因为那时他们大势已去，接近战败投降，这次骚扰破坏没上次那么大。在梁化，日寇也抓了一批人为他们当挑夫，其中一些人恰好也关在秀利周屋的上厅的后厅（与我家内门隔一堵墙一个天井）。这些被抓人中，有一个来自本乡蓝屋村（我祖母娘家谢屋邻村，现均属梁化光长村）叫蓝阿霞的青年男子，衣衫褴褛，饿得打颤。我祖母见之很可怜，遂从家里拿饭给他吃，拿衣物给他穿，他十分感激，后来把我家当成救命恩人的家。解放后他和我父亲也互认亲戚经常来往，我很小时，由双方家长作主，就与他的儿子蓝子云（花名“阿懒”）结为“同年”之亲。直到现在，尽管父亲和“霞叔”已逝，我和我的这个“同年”还亲如一家，常有来往。这也是本座古屋在特殊的背景中，为我们两家缔结而延续的亲缘。
“文革”创伤
“文革”期间，周氏古屋及其主人再次受到冲击。在“破四旧”的风潮中，古屋上厅供奉祖先的神龛（祖宗龛）和祖先灵牌被毁，祖宗龛为木制直立长方形，又高又大，穿凿雕刻精细，图案精美，金碧辉煌。当时被多人用工具硬撬而轰然倒下，只剩下砖石垫台（神台）。中厅的观音神位和后厅的龙神神位也被拆掉，墙壁上的画图彩纹被铲掉，四个大厅瓦顶上刻有“瓜瓞连绵”、“麟趾螽斯”等字样和花纹的栋桁，也用石灰水喷上涂抹。两副大门及其它廊门的古铜门环被拆走，就连古屋瓦面上耳墙弯卷的金属物也被锯掉。挂在中厅的清代尚书刘环之（宰相刘墉的侄子）题赠有“微垣卓辅”四字的大牌匾，幸得我的一位近房堂兄（周昌石之子）及早取下藏匿起来，才躲过被毁一劫。
“文革”中不但祖屋遭受破坏，而且不少宗亲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居住于祖屋里的各家各户，虽是共大房的宗亲，但家境不同，身份各异，“文革”遭遇也不一样。细析之，具有“文武兼有”、“红白与共”的特点，颇为有趣。我的一位“叔公”周政举，他是梁化龙形拳第三代的“二徒”（头徒姓苏，三徒姓李），通晓龙形拳武术，其儿子周观玉毕业于中山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是一位工程师，父子俩一文一武。我的堂伯父周贵，参加过淮海战役，后随部队赴朝作战牺牲，被安葬在朝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我的另一位近房堂叔周观友，解放前参加游击队，解放初期任梁化圩镇的镇长。其属“红五类”的家属，“文革”中自然免遭伤害。然而，族房宗亲还有不少带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文革”中受到“斗、关、打”，伤害严重。祖屋中有两户为“专政对象”，一户地主，一户富农。身为地主份子的洪喜叔婆和富农份子的二叔婆，“文革”中经常被生产队或大队拉去批斗或是“陪斗”，其中二叔婆儿子周谭孙也被揪斗，并被打得一身伤肿（后来其偷渡去了香港）。洪喜叔婆的儿子周天福，也是经常批斗的对象，人家都戏称其为“老运动员”。我家同墙隔壁亦有两位遭此“待遇”，一位是我叫“南叔公”的，其解放前曾开过小烟馆，解放后被评为“坏份子”戴帽受管制，虽然年老体弱，“文革”中也常作“陪斗”对象；另一位是租住我们周氏祖屋的，名叫余阿铭，曾在国民党嫡系正规军机枪班当过机枪手，被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对象清查，清查交代历史问题其中一条是：在战场上杀死了多少解放军，被揪斗期间天天要写交代材料，我在家时他也叫我帮其写过交代材料。我的父亲周来，也是作为“余孽”遭受重点清查。父亲年轻时被征去当过国民党兵，抗战时，参加过在惠州元妙观举办的国民党游击基干训练班的培训，之后，还受惠阳县警卫大队聘请当过8天的教练员。就此经历，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疑作为“国民党教练官”清查对象，被关押在原搬运站旧站房105天，而且经常被拉去审查批斗。最后审查的结果是“无发现重大历史问题”，就因为有这一句，我才得以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政审过关”读上师范学校。
改革开放伊始，由香港宗亲牵头，在家众亲努力，对祖屋进行修葺，重新盖好了后厅，修复了神龛，安上了祖牌。之后，又重修了家谱，恢复了各大房宗亲（包括顺德房）节庆、祭祖、联谊活动。原居住于祖屋的宗亲，虽大部分向外发展，居住分散，但亦不忘“常回家看看”，古屋也由在家宗亲管理得很好。百年古屋，历经沧桑，现古屋始得安宁，但愿人们记住乡愁，勿忘古屋刻记的历史沧桑。（周钦濂）

秀利周屋大门

祖屋中厅



祖屋悬挂的牌匾


祖屋北面风水围墙



当年日寇用刀捅撬大门门板留下的旧痕

感謝宗親.刻记的历史沧桑。祖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