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周家桥

话说周家桥（附图）

沿着中山公园大门前的长宁路慢慢向西行进，一路上最抢眼的景致莫过于马路两侧那鳞次栉比、形态与色彩各异的高层建筑。没错，这一带就是在沪上颇有名气的周家桥地区。这里紧临苏州河，毗邻虹桥开发区，加上中山公园商圈的辐射效应，是为沪西的“高尚地段”之一。沧海桑田，随着时代变迁和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周家桥早已旧貌换新颜。那么，往昔的周家桥又是怎样一副模样？不妨一道来回首发生在周家桥的那些往事吧。



在周家桥地区的道路指示牌上尽是一个个新式小区的名称

周中鋐与周家桥

最初的“周家桥”并非地名，而是桥名。乍一瞧这个名字，诸位肯定会望文生义，认为此桥名应与某一周姓人有关。事实也的确如此。只不过这位周姓者不是普通的乡绅，其乃清雍正年间的松江知府周中鋐。

周中鋐，字子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康熙年间，他先为崇明县丞，后升任华亭（今松江）知县。周是个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廉吏。1704年秋，华亭等数县暴雨成灾，身为父母官的周中鋐立即备好衣食、棺木，分发给灾民，并上疏请求减免田租，赈济饥民。或许太过体恤百姓疾苦的缘故，1726年周中鋐被朝廷罢免，理由就是催征赋税不力。幸而，华亭万余乡民联名具表挽留，他方才官复原职。从这件事上，足见其深受百姓爱戴。是年，吏部尚书朱轼奉旨主持修筑华亭县捍海石塘。周中鋐在修塘过程中身体力行，朱轼对他赏识有加。不久，周便擢升松江知府。

1727年，周中鋐奉命督办吴淞江疏浚工程。施工进展还算基本顺利，但唯独在陈家渡（其旧址位于今苏州河北岸、长风公园西侧）筑坝遇到了麻烦。因此地江水汹悍，堤坝屡筑屡溃。次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河标把总陆章的陪同下，周中鋐乘舟亲自到现场督工。那日，风急浪高，他们乘坐的小船摇晃剧烈。陆章见水势渐大，急忙催促知府大人登岸。可此时的周中鋐一心想着如何尽快实现坝体合龙，哪里听得进陆章的劝告。结果，一个激浪打来，小船倾覆，周、陆二人落水，双双殒命。数日后，在众人的奋力之下，堤坝终于修成。为了纪念周中鋐，当地百姓在坝边筑起一小祠堂。

时隔不久，周中鋐以身殉职的事迹上达天听。雍正皇帝阅后，御笔朱批：“周中鋐等，可谓因公尽命，深为惋惜，览至此，朕几乎泪落。”随后，雍正下诏谥赠周中鋐为太仆寺少卿，赐祭葬。1761年，经江苏巡抚陈宏谋题祀，周太仆祠在小祠堂的原址上重建。

据说，这周太仆祠“岁时报享，祈祷皆灵”，因而香火旺盛。1827年，苏州布政司梁章钜、苏松太道陈銮在曹家渡修筑拦潮坝。他们同样碰到了潮水使大坝“旋筑旋蛰”的问题。后来，听附近老百姓说，周太仆祠极为灵验，就亲往祭祀。果然，一番祷告之后，风浪大减，拦潮坝轻而易举地就筑成了。事后，江苏巡抚陶澍等奏请重修周太仆祠。翌年，道光皇帝将周太仆祠列入春秋祀典。

由于周太仆祠位于吴淞江（今苏州河）北岸，从上海县城到祠堂必须经过吴淞江支流西芦子浦。为方便过河，人们就在西芦子浦上修造木桥一座，即名“周家桥”。1911年，公共租界当局填没西芦子浦，越界辟筑霍必兰路（今古北路），周家桥因此消失，但“周家桥”三字却被当作地名保留了下来，沿用至今。周太仆祠在1938年被改作陈家渡小学校舍（该校于1976年撤并，祠堂旧屋亦被拆除）。

“谋天厨原料”之地

旧时的周家桥附近分布有李家门和宅里两个村落，住着顾、姚、裘、李四姓二三十户人家，以种菜、捕捞和纺纱织布为生。清末民初，工部局越界新辟白利南路（今长宁路）、霍必兰路，延伸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以后，周家桥一带便捷的水陆交通吸引了许多实业界人士纷纷来此设厂，原本宁静的村庄逐渐为拔地而起的厂房所取代，周家桥地区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渐次繁荣起来。

1929年，白利南路以北、靠近苏州河的一块面积为24亩的空地迎来了一位新租客。此人即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企业家吴蕴初。他不仅亲手研制出味精，打破了日本“味之素”在国内市场的垄断，还开办天厨味精厂，开创了中国调味品行业的先河。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生产味精的主要原料—盐酸却不得不依赖进口。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吴蕴初与合伙人张逸云等集股20万银元，以每年6000元的价格从地主匡仲谋手里租下白利南路上的这片土地，创建了国内第一家氯碱工厂—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取名“天原”，寓意“谋天厨原料”，即为天厨味精提供原料。

吴蕴初为了天原的发展可谓煞费苦心。天原的所在地属于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供电范围，理应使用美商的电力。但当时上海特别市政府却规定，这一地段的中国厂商必须接用华商电力。可是，华商闸北电厂远在沪东的殷行地区，不但要远距离竖杆拉线，其电费又比美商昂贵。还好，在市政府的规定里还留了条“尾巴”：如果确需使用外商电力的，可酌情办理。吴蕴初遂找到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通融。孰料，闸北电厂总经理陆伯鸿认为这“有涉国权，不可含糊”。美国人也在此节骨眼上趁火打劫，通知吴蕴初，接到天原的电力将涨价一倍。骑虎难下的吴蕴初只好请出工部局华董虞洽卿、袁履登等居间调和。经过这番折腾，天原才勉强用上美商的廉价电力。旧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好在吴蕴初经营有方，不过数年光景，天原的资本总额就突破100万元，生产盐酸用的电解槽也实现了国产化，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化工行业的翘楚。

除天原电化厂外，荣氏家族的申新一厂、申新八厂以及日商丰田纱厂、民生纱厂等10余家企业也开在周家桥地区。万余产业工人散居在厂区四周，有的租房居住，有的租地造屋安家。周家桥的范围亦随之扩展到强家角、沈家郎等村落。

畸形的周家桥米市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周家桥地区的工业勃兴嘎然而止。八一三事变期间，此地屡遭日军轰炸，域内工厂大多被毁，民房大半化为废墟。仅天原厂损失就超过30余万元。1939年，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沪西区公署在那里设置周家桥镇（抗战胜利后撤销），控制着沪杭铁路以西的大片土地。1942年，汪伪政权为推行“清乡”政策，在上海市区外围修筑竹篱笆封锁线，阻断近郊粮食输入市区，导致市内粮价节节攀升。很快，有精明的市民发现封锁线两边的米价高低悬殊，封锁线外的大米每石200元，而市里则高达440元。于是，不少跑单帮者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或绕小道，或穿水路，肩挑背负，伺机拆去篱笆，钻过封锁线。

周家桥处在市区边缘，其西面的北新泾就建有封锁线，这里因而成为贩米单帮的中转站。从中山路（今中山西路）到沪杭铁路间的白利南路集中了大量米店米摊，名噪一时的“周家桥米市”应运而生。当时的中共淞沪地委机关也一度设在周家桥，以开米店为掩护。

此间，大批难民涌入周家桥一带，在苏州河南岸的河滩、荒地上，连片的棚户简屋一眼望不到尽头，周家桥成了上海人眼里的“下只角”。直至建国后，这些棚户区被逐一拆迁，而包括工厂搬迁在内的大规模旧区改造则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



原先拥挤破旧的棚户区早已成为历史

苏州河上最后的船渡

提起“强家角”，周家桥的“老土地”们无人不知。这原是苏州河畔一个小村落的名字，村里以强姓居多，故名。强家角村最出名的就是设于该地的船渡。强家角船渡始于清末，起先是村民自设的义渡，从强家角出发，横跨苏州河，北抵今光复西路，行程约50米。1928年，市公用局发文规范全市渡船和码头的规格，靠天吃饭的农民哪有闲钱按照规定行事？于是，强家角船渡通过招商，由永豫东路船渡（在今西康路宜昌路一带）的老板来承办。



上世纪90年代的强家角船渡

解放后，强家角船渡于1956年以资产入股方式并入市轮渡公司，后又对码头进行扩建改造，船只改用钢质电动渡船。每天4点45分至23点30分营业，不设固定班次，只要乘客略多即开航。1990年，日渡客量近3000人次。然而，伴随上海道路交通的大发展，苏州河上的摆渡口一个接一个地停航，强家角船渡成了苏州河上硕果仅存的一家。

1997年12月16日上午9点半，当沪航客107轮载着数十名乘客从光复西路驶抵强家角后，这座苏州河上最后的船渡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式推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钢筋水泥的人行桥。



俯瞰今日的周家桥地区

从昔日的“下只角”到现今的高档住宅聚集地，周家桥的变迁折射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其实，在上海有许多像周家桥这样“新旧两重天”的社区，有心的读者不妨留意一下，说不定在你生活的地方就能发掘出很多有意义的旧闻逸事。
                                           （张姚俊）         2012-09-26                                                               原载上海档案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