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历史变迁

十一、国人
    所谓国人，就是居于国中之民，他们与统治贵族是同族，有较为疏远的血缘关系。周代之宗法制推行，由于按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顺序分封，最后总有人沦为平民。这样的平民就是称之国人。国人既与统治者同族，自然享有较多的政治权力。由于周代仍然残存大最的原始民主，[来源请求]因此在王朝和诸侯国中，国人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其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或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大凡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卫、宋、曹、陈、许或山东半岛的莒、纪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
   《左传》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于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狄师还。“国人”不是统治阶级，无权染指王位，卫侯让位，只能让给“父兄于弟”，这本来是氏族共同体的现象，但是，凡国之事又要经过全体成员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众”即“国人”，“国人”反对，奴隶主贵族也无可奈何。这也是氏族共同体的残留习俗。
   《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三月，郑国贵族于如立公子𦈡，越一月，“郑人（即郑国“国人”）杀𦈡，立髡顽，子如奔许”。这种内政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国君在外交上违背“国人”的意见而自作主张，就被流亡于襄牛，如果不从氏族社会遗习去看“国人”的行为，是很难做出充满的解释的。

十二、野人
    野人，即居于野之人，亦称庶人。与周的统治阶层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来源是被征服的民人。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庶人与“国人”之不同，在于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
    野人虽不能不参政，但是他们亦不是奴隶。野人与国人一样，都必须服役，而且亦与国人一样可以享受一定免役。但野人所服之役比国人要差许多。如兵役，野人仅负责军械的搬运等粗笨之活，以及照顾侍侯国人，他们多无参战之权力。但野人地位虽低，毕竟尚属平民阶层，他们平时生产和生活有自己的公社组织。周人在征服东方广大区域后，并没有破坏该地区原有之公社机构。甚至其公社中之贵族亦不更换，只是让他们转而效忠服侍他们而矣。与国人一样，贵族无权对野人随意进行处置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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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国野的区别
    国人虽为平民，但他们有资格享接受教育，而野人则无受教育资格。
  国野区别的消失
西周末期开始，国野区别开始渐渐消失。春秋时期乃国野区别消失加剧的时代。春秋时晋国“作州兵”与鲁国“作丘甲”都是促使了国野的消失。作州兵和作丘甲，目的都是让野人与国人一样当兵，从而扩大兵源。春秋中后期，国野的趋同，原乡存于国人中的“乡校”亦常见于野人之中。野人政治地稍有抬升，但更多则为国人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这就是孔子所叹之礼崩乐坏。

十四、乡里
    春秋时期，随着“国”“野”区别的逐渐消失，当时的公社形式也就逐渐发展到了“书社”阶段。“书社”是公社向地方行政单位之乡、里过渡的一种形式。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邻、里、乡、党的单位，乡下有党，里下有邻，但乡与里的关系，不甚清楚。当时的邻、里、乡、党，有时并列，有时交织，又时称邻里，时称乡党。这种互混，正是一种新制度产生时期的正常现象，并不足奇。
    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党“谓族类无服者”（《礼记•丧服》郑注），说明它是因族而成，族党关系密切，多相连称，是为有血缘关系之人组成之公社。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党之人多受牵连，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云：“尽杀奕氏之族党”。昭公二十七年又云：“尽灭郤氏之族党”。

      春秋以前也有邻里组织，它是以相邻的几家作为一个编制单位的。《周礼•地官•遂人》职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便是其例。西周时期的邻、里组织，主要分散在“野”里，它与“国”中的乡、党不同之处有政治等级上的尊卑，政治权力上的不同以及经济剥削上的差异，等等。但其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构的乡、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
   “书社”形成之后，这种乡、党、邻里也就先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行政机构。不过，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保证这套行政体系的巩固，仍然沿袭了原来的血缘地域组织在内的约束力量及其形式和名称，贯穿以新的统治内容，从而改造为共赏同罚的隶属机构。例如，原来的“国”中仍有乡、党的单位，同样，“野”里仍有邻、里的组织。这是在公社残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新型地方行政组织的。

十五、郡县
乡里产生，促进郡县之发展。乡、里本较郡县产生的早，当郡县还在边境出现时，乡、里已在中心地带形成，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县广泛推行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郡县制尚未形成前，在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而不是郡县。
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不过早期的县大抵都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公元前627年，晋国胥臣荐举郤缺有功，文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94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大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
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随着春秋战国间政治形势的发展，郡县制便由边地向内地推移成为乡、里之上的一种机构。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十六、奴隶
    与一般概念不同，奴隶在周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说周朝社会性质为奴隶社会并不准确。周代社会生产水平和方式决定奴隶的数量和使用范围都相当有限。而奴隶的用途，更多是用来祭祀。

十七、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
    周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仅次于周王有师、保两大官僚。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

十八、中央政权
中央政权有两大官僚系统，分别为卿事寮和太史寮。
1,卿事寮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所谓“三事”，是指王畿内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诸侯事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
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
“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2,太史寮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其属官，根据《礼记•曲礼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称“天官”，这些官职来源可能比较原始，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六大之中，以太史为长。太史与太师、太保一样，都可称为“公”。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
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以六卿职守中的多数与宗教事务有着密切关系。中期以后的宗教职能在政权机构中逐渐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类的官职已不复见，这意味着政务官职机构的扩大、也说明西周王国的官僚机构有了发展。

十九、地方政权
周朝实行的是典型的封建制。周王朝把王畿以外之地分封给同姓、功臣和先代后裔，授以不同的爵位，建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以拱卫王室。周初封国中，姬姓诸侯国数量最多，《荀子•儒效》篇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个新国。姬姓诸侯国中，多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为周公旦摄政时所封。

       出自文王之诸侯国主要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等；
    出自武王之诸侯国，主要有：邗、晋、应、韩等；
    出自周公旦之诸侯国，主要有：鲁、凡、蒋、邢、茅、胙、祭
    异姓诸侯国多为功臣、前代贤王和归附小国，主要有：齐、吕、申、陈、宋、蓟、焦、祝、杞、纪、许、楚等。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国，如越、英、舒、黄、江、息、徐、莒、奄、郯、莱、六、郧、孤竹、邾、缯、祝其、费、颛臾、鲜于等。他或过于弱小，为大国之附庸，如郯、颛臾等；或周初不承认周王室而遭到镇压，成为周王朝之诸侯国，如奄、徐等；或者实力虽有，但因各种原因并不周王朝所承认为有资格为独立诸侯国，如邾国。
    以上为周初封建之国，西周自康王之后分封逐渐减少，其主要分封之诸侯国主要有：郑、梁、秦。
    以上诸侯国中，最重要之诸侯国有：齐、楚、秦、晋，此四国于春秋之时发展成为一流强国。尤其楚、晋两国，春秋末期，有一统天下之势及能力者唯此二国。然战国初期，晋国轰然倒塌，一分为三；而楚国则自楚威王之后，虽挟灭越之威，但却风光不在，屡为秦国所败，国势日削。

西周时期，畿内诸侯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畿外诸侯多称“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侯、伯当是爵位名称，西周时期称公的较为普遍，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周代真正的五等爵，有人考证就是被后人说的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这种说法虽尚有可疑之点，但大致不错。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周郑交质与“射桓王肩”，更让周天子之仅存之威严也亦丧失。然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为自己本国利益服务，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号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实则行扩张兼并之实。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魏惠王、齐威王曾有朝周之举，然亦是作秀，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