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鼻祖周敦颐

颜元（1635年4月27日-1704年9月30日），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

其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理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由此发端，他对宋理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

颜元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

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理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

颜元病故。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颜习斋]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李恕谷（公元1659—公元1733年），名塨，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是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与其师颜习斋合创《颜李学派》。清康熙二十九年，他科考中举，成了光耀乡梓的举人。在中举前及成为举人之后，李恕谷一直师从大学人颜元，是颜元诸门生中最得意又最有出息的一位，反对宋元理学，主张“躬行践履”、“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实习、实用。他这些思想观念深得弟子的推崇，师生二人唱和呼应，时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

他提倡实学，亦有其历史依据。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

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即使读书万卷，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

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

三是“厄世运”。宋理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所以他主张以实学代理学。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理学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

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若联系任公本人之主张与当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习斋亦是欲借此广变革之学，破理学之流弊。并非欲以习斋之说全废程朱之说。）

北宋周敦颐，谁不知道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个清廉儒雅的大学者形象跃然纸上。可是，说起他儒雅形象另一面的斗士风骨，却不见得人人皆知了。

       周敦颐（1017—1073），原名敦实，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接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发展儒家原有的“太极”和“诚”两个概念，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将宇宙本源、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主义体系，对以后的理学发展有很大影响。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他的学问、气度也感动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程颐、程颢两兄弟，他们后来都成了南宋一代著名的理学家。

       周敦颐的为官生涯也值得可圈可点。他初任分宁（今江西九江修水县）主簿，后移郴州桂阳（今郴州桂兴市）县令，“治绩尤著”。后来历任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判官、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等职。周敦颐为官三十多年，不辞辛劳，“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他持正不苟，刚直不屈，敢于和官场不良行为作斗争，展现了一名斗士的风采。

       庆历四年，周敦颐调任南安（今福建泉州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到任的第二年，县里有个囚犯被判处死刑，但根据法律则判决不当。然而，南安转运使王逵却想重判他。王逵为人苛暴刻毒，县里没人敢和他争辩。周敦颐挺身而出，独自一人与他争辩，见王逵不听，周敦颐扔下笏板打算辞官而去，他气愤地说道：“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不做。”这一争，让王逵明白过来了，于是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至和元年，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南昌老百姓高兴地说：“这是一个能弄清分宁县疑案的官，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以及恶少，为周敦颐刚直不阿的威望所震慑，都惶恐不安，“于是更相告戒，勿违教命，不惟以得罪为忧，又以污善政为耻。”

       北宋的黄庭坚对周敦颐有着极高的评价：“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说周敦颐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他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黄庭坚不仅对周敦颐的人品做了高度肯定，也深刻揭示了周敦颐之所以具备斗士风骨的缘由。

“廉于取名”，志趣高远；“锐于求志”，崇拙去巧。周敦颐认为世人大多乐做“巧官”，不做“拙官”。巧者好张扬夸大，言多文饰；拙者注重实际，不在言词。巧者处处为己，机关算尽，往往灾祸及身；拙者不求多得，奉公守法，身家康泰。
       嘉祐元年，周敦颐任合州判官。当时巡视地方的殿中侍御史赵抃，被一些毁谤周敦颐的进谗所迷惑，对周敦颐的态度很严厉。周敦颐清醒感受到赵抃对自己的态度，处之泰然。他一切按公事规矩办，既不主动巴结，以缓和关系；又不故意辩解，以改变看法。与赵抃之间，除了公事之外，没有另外的私人联系。嘉祐六年，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市）知州赵抃手下做了通判。经过仔细观察后，赵抃逐渐了解了周敦颐的为人后才恍然大悟。赵抃握着周敦颐的手说：“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以后，两人赠答唱和，交为挚友。
       “薄于徼福”，重视民生；“菲于奉身”，廉洁务实。周敦颐做官以廉判明断著名，一生辗转多地劳累奔波，却并不感觉苦。
       熙宁年间，周敦颐任郴州知州、广东转运判官，他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认真地视察。周敦颐铁面无私，堵住了一些官员谋私的途径，但他一生没有公敌，也无私仇，真正做到了“官清赢得梦魂安”。
      “陋于希世”，淡泊名利；“尚友千古”，怡然自乐。周敦颐不爱菊，表示不逃避社会责任，不学陶渊明挂冠隐居，独善其身；不爱牡丹，表示不学人做官取巧作秀，追求大富大贵。他以游历山水作为明志养心之举，意味着他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他写下名篇《爱莲说》，以莲自喻，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高尚爱好和清廉之志。
       古代知识分子注重“修身”以“弘道”，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如荀子所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如《中庸》所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一代大儒周敦颐持道不屈的斗士风范，正是继承了不绝如缕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儒雅斗士的传统，让后代千秋景。

焦竑（1540年－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江宁（今南京）。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业。明代著名学者，著作甚丰，著有《澹园集》（正、续编）《焦氏笔乘》《焦氏类林》《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

焦竑，他承接与发展了晚明“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运动，打破了程子朱子“理学”死守教条，把圣人看成不可企及的“圣人思想至上”对人们思想的束缚。焦竑提出：“学道者当扫尽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刍狗”，是古人扎制的用以祭祀的泥、木偶。祭祀时，作为神圣之物，祭祀完，则弃之不用。焦竑认为，古人的学说，作用如同刍狗，那是在当时需要下杜撰出来的，随着事过境迁，而后人将这些无用之物当作宝贝，只能蔽固自己的聪明……

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它所倡导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为圣人”，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维护大众利益（“百姓日用是道”说）；尊重、重视人的价值，人人平等（“格物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无不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他的呐喊，为人们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走向了那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顶峰！

程朱理学在清代末期，受到保皇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维新派严复；民主革命派孙中山、邹容的一致开火。
清朝的官员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也上书动议。
1905年的清朝废除科举，八股文完蛋了，程朱理学是科举的教科书也没用了，程朱理学穷途末路。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拿程朱理学当饭碗

现在学者冯敏飞在，《福建通誌》读到：朱子主簿同安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

朱熹居然还要女人出门蒙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