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安到义乌——周必大眼中的市场千年

从临安到义乌——周必大眼中的市场千年

        某年春，周必大巡视浙东。
        官船从临安出发，沿运河向东。船过长安闸，等候过闸的商船排成了长队，船夫告诉他，这是去苏州的粮船、去明州的瓷器船、去杭州的丝帛船。他站在船头，看着那些满载货物的船只，想起年轻时第一次走这条水路的情景——三十多年过去了，运河上的船，似乎更多了，更密了，更急了。
       船过嘉兴，他登岸走了走。街市上店铺鳞次栉比，南货北货琳琅满目，叫卖声、议价声、招呼声此起彼伏。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听说他是从临安来的，热情地招呼：“临安来的贵客！您那边有什么新鲜货，下次带点来，咱们这边好卖得很！”
      周必大笑问：“你这铺子里，哪些货最好卖？”
      老板如数家珍：“苏杭的丝绸，温州的漆器，明州的席子，越州的瓷器，湖州的笔，徽州的墨……还有福建的茶，广东的香料，四川的药材。小的这铺子虽小，货却是从天南海北来的。”
       周必大点点头，心里涌起一个念头：这小小店铺里的货物，何尝不是一个庞大市场网络的缩影？
       一、千年前的“市场基因”
       夜泊苏州，周必大在船舱里翻看旧日笔记。他想起三十年前在户部任职时，看过一份《诸路商税岁入比较图》。图上标注着全国各州县的商税收入，最密集的地方，不是京城临安，而是两浙路的苏州、湖州、明州、越州，以及江南东路的江宁、宣州。
       那时他就发现，两浙路的商税总额，常年居全国各路之首。而且，税源最集中的地方，不是大城市，而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市镇——乌青镇、南浔镇、震泽镇、平望镇……这些市镇的名字，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但商税数字却比一些偏远州城还高。
       他问老吏：“为何这些小镇，商税如此之重？”
       老吏答：“大人有所不知，这些小镇，都是水陆要冲。运河穿镇而过，南北商船必经此地。有船就有客，有客就有店，有店就有市。一镇之市，往往能聚方圆百里之货。这叫‘因水成市，因市成镇’。”
       周必大当时就在笔记中写道：
     “两浙之富，不在州城，在市镇；不在官府，在民间。市镇星罗棋布，如血脉之网络，通于乡野，达于州县，汇于京城。此乃千年之利，非一朝一夕所能成。”
       他渐渐明白，这片土地上，早就有一种“市场基因”——善于交易，精于流通，敢于逐利。这基因，不是官府赐予的，是水网、土地、人口、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从宁绍商帮到温州模式
       船过绍兴，周必大想起一位老友——越州的商人周承祖。此人祖上三代经商，从贩卖越瓷起家，后来兼营丝绸、茶叶，家资巨万。他曾对周必大说过一段话：
      “小人虽为商贾，亦知天下大势。两浙之地，人稠地狭，单靠种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只有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换回粮食。小人的祖父当年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父亲开始租船走水路，到了小人这一辈，已经能把货卖到京东、淮南了。再过几十年，孙子那辈，说不定能卖到海外去。”
       周必大当时听了，只当是商人自夸。如今想来，这何尝不是一种“发展路径”——从走街串巷的挑货郎，到跨州过县的坐商，再到远贩海外的豪商。这条路，是两浙商人用几代人的脚板走出来的。
       他后来在《吴郡诸山录》中写道：“吴越之民，善贾多财。其始也，不过以有易无，以余补缺。及其久也，则专于一业，精于一艺，通于一域。有专则有名，有名则有利，有利则愈专。此所以百工竞巧、百贾争利，而百业俱兴也。”
       八百多年后，这条路被后人走得更远。
       改革开放初期，当计划经济还牢牢束缚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时，温州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纽扣、卖电器、卖小商品。他们用的办法，和当年周承祖的祖父一模一样——靠一双脚板，靠一张嘴皮，靠一颗敢闯敢试的心。
       然后，就有了桥头的纽扣市场，有了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有了路桥的小商品市场。这些市场，最初不过是路边摊、棚户市，后来发展成全国最大的专业市场，再后来，变成了辐射全球的商贸中心。
       柯桥的纺织品市场，从一条“布街”起步，如今是亚洲最大的轻纺集散中心。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从一个“鸡毛换糖”的穷乡僻壤，变成“世界超市”，商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就是“市场基因”的力量。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三、从临安到杭州，从汴京到消失
       船过临平，周必大远远望见临安城的轮廓。这座他生活了四十年的都城，是他见过的最繁华的城市。可是他知道，这繁华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临安只是“行在”，不是真正的都城。真正的都城在汴京，在三百里外的北方。那里有更宽阔的街道，更宏伟的宫殿，更悠久的文脉。可是，那里已经被金人占领了。
       他想起汴京的繁华。少年时听伯父说过，汴京的相国寺，每月有五次万姓交易大会，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北方的毛皮、药材、马匹，东边的鱼盐，西边的药材，都在那里交易。那时的汴京，是真正的“天下之中”。
       可是现在，汴京没了。临安虽繁华，却只是半壁江山的中心。
       他曾在《入蜀记》中感慨：“昔人言‘扬一益二’，谓天下繁华，扬州第一，益州第二。今则临安第一，平江第二，而扬、益已非昔比。此非人力所能为，实乃天地气运之所移也。”
       他不知道的是，这“气运”还在继续移。
       明清时期，苏州、杭州、南京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宁绍商人、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各据一方，各显神通。到了近代，上海开埠，成为远东最大的商埠。再后来，改革开放，广东、福建凭借外资率先崛起。但浙江人，依然靠着自己的“市场基因”，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大量外资、没有丰富资源的情况下，硬生生闯出了一条路。
       这条路，从宋代的两浙市镇走来，经过明清的宁绍商帮，走到今天的温州模式、义乌经验、杭州数字经济。
       四、周必大的“当代启示”
       船到明州，周必大登岸拜访一位故交。这位故交曾在市舶司任职，如今致仕在家，热衷于与海外商人交往。他家里摆满了来自日本、高丽、大食的奇珍异宝，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海图，标注着通往各国的航路。
     “周大人请看，”故交指着海图，“这是去日本的路，这是去高丽的路，这是去占城、三佛齐的路。现在每年从明州出海的商船，有几百艘。瓷器、丝绸、茶叶出去，香料、药材、珠宝进来。一来一去，利在其中。”
       周必大问：“这些商人，都是哪里人？”
     “本地人居多，也有从福建、广东来的。还有不少是世世代代经商的，爷爷跑日本，父亲跑高丽，儿子跑南洋。一代一代，把路跑熟了，把生意做大了。”
       周必大点点头。他忽然明白，这片土地上的商业精神，不是某个人、某个时代的产物，而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
       就像他在《务农策》中写的那样：“敦本之道，莫大于务农。”务农是根本，但“务农”之外，还有“务工”“务商”“务技”。多种经营，多方取利，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八百多年后，浙江人把这个道理发挥到了极致。
       当全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时，温州人已经开始办市场。
       当全国还在学习“深圳经验”时，义乌人已经把市场办到了全世界。
       当全国还在追赶“互联网+”时，杭州人已经搞起了数字经济。
       为什么是浙江？因为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生长着一种“市场基因”。这基因，藏在宋代市镇的商税簿里，藏在明清商帮的账本里，藏在改革开放初期挑货郎的担子里，藏在今天电商主播的直播间里。
       五、尾声：千年未变的“势”
       多年以后，周必大致仕归乡。在庐陵老家的书房里，他写下最后一段关于经济的思考：
     “天下之势，非人力所能强致，亦非天命所能独断。有水则通，有市则活，有专则精，有通则久。两浙之地，得水之利，成市之网，专于百工，通于四海，此所以能于千年之中，长盛而不衰也。
       后世子孙，若欲继此势而益进之，当记四事：
       一曰通，通则货流，货流则民富；
       二曰专，专则艺精，艺精则利厚；
       三曰信，信则久远，久远则业固；
       四曰变，变则应时，应时则不穷。
       能此四者，虽百世可知也。”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玻璃幕墙前，看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川流不息；当我们站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写字楼里，看着年轻的程序员敲击键盘；当我们站在宁波舟山港的码头上，看着巨轮起航——我们看到的，正是周必大所说的“千年之势”。
       这势，从宋代两浙的市镇开始，一路流淌，从未断绝。
       而我们，是这千年之势上的后来人。
                                       (周琰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