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东倚大别山，西临长江，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一个聚山之灵、凝水之秀的绝好佳地。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黄冈第一位状元，也是湖北的第一位状元黄凤麟算起，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冈最后一名“洋探花”程明超为止，这1300年的科举历程，便是对鄂东这块人才辈出的宝地的最好诠释。

　　这1300年中，科举，改变了天下无数读书人的命运，一旦及第，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期间，鄂东士人创造了奇迹！黄冈文举、武举累计走出943名进士，3985名举人，5位状元，1位榜眼，4位探花；由进士出身的，6位官至宰相，80余名尚书、侍郎，及第人数遥居荆楚州府之首。

　　回顾这1300年的历程，黄冈科举，始于隋，兴于宋，盛于明清。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正式建立中国科举制度。同年闰七月的科举考试，就与黄冈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历代文状元名录》记载：“黄凤麟，湖北江夏郡黄州黄冈县黄鹤乡仁义村人。”《湖北通志·选举表》亦明确记载：“隋炀帝乙丑科（605年）进士第一”，“黄州江夏人，历官弘文馆编撰、直学士、比部员外郎、侍御史。”可见，黄凤麟是中国科举史上黄冈第一位状元，也是湖北第一位状元。

　　科举发展至唐朝五代，显得更为开放和合理。开放，表现在考试的参与者上，趋向平等，尤其是为下层士子提供了上升的平台；合理，则主要体现在考试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环节，考试科目形成体系。在唐代，考试科目主要分为制科和常科。制科是皇帝临时确定为选拔专项人才进行的考试。常科是常年按制度规定举行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但每次考试录取人数较少，一般是25至30人。

　　在此时期，黄冈先后有十五人由进士出身。他们之中有一状元、一解元、三宰相，还有侍郎、监察御史、尚书右丞等。其中佼佼者有：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庚子科中状元的蕲春县蕲州人卢储；唐宣宗年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的黄冈人周墀；唐万岁通天元年（696）七十高龄入相的黄冈人王方庆及其六世孙王玙（唐乾元三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祖孙同为宰相；唐代名贤、洪州都督、官至户部侍郎的麻城人阎伯璵等。

　　唐朝五代这15位进士，可称得上是黄冈科举史上的星星之火，至宋代则成燎原之势，使鄂东在科举史上呈现出第一个兴盛期。

　　在两宋时期，一方面，宋初文学家王禹偁知黄州，率先修葺城内的文宣王庙，倡导教化，大振文风。稍后，元丰三年，苏轼贬谪黄州四年又四个月。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带动和培育了一大批黄冈读书人和文学新人。另一方面，黄冈境内红安县的程颢、程颐兄弟二位大教育家、大理学家，一时主宰宋代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直至后来被誉为仅次于孔子的大教育家朱熹，也是继承其学说，构建出完整的理学体系，并对黄冈教育格外关注。在这些大家的影响下，黄冈的学风、文风逐渐勃兴。在整个宋代，黄冈共考中进士73人，举人23人，人数达到历史上第一个高峰，使黄冈一下子在全国有了名望。

　　至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走向极盛。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由此确立了正科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进行的制度，使科举更加程式化、规范化。在明代，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布政司举行，又称乡闱，每三年一次。地点在南京府、北京府、布政司驻地。凡本省在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科举生员身份，方可应考。乡试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于京师举行。参加会试的人必须是举人，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殿试是科举最高一级的考试。凡会试取中的贡士都可参加，由“天子亲策于廷”，又称廷试，在会试当年举行。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结束后，次日读卷，第三天放榜。录取分为三甲，即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即为状元（也称殿元、鼎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清代，科举同明代相似，但考生资格的取得略别于明。在清代，考生必须参加童试，取得生员资格。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士子尚未取得县学生员、府学生员资格者，无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参加童试的第一次考试，也就是县试。县试由各县知县主持，通常在二月举行，录取的第一名称为县案首。县试录取后，再参加第二次考试——府试。府试由管辖的知府主考，一般在四月举行，录取的第一名称为府案首。考试完毕，由府造具清册申送学政，参加院试。院试是童试中最关键的考试，由学政主持，录取的第一名称为院案首。

　　从明清时期的黄冈科举来看，黄冈完全可称为科举之乡。这个时期，黄冈科举走向了极盛，达到历史上第二个全盛时期。明、清黄冈累计进士分别高达345人、391人，举人分别达到1464人、1715人，其数量均占全省三分之一左右。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实行武举。一般先经县、府预试，取得武童生资格后，再由学政进行院试，中得武秀才后，再依次参加乡试、会试、殿试。武科考试分为三场进行，一、二场分别考马射、步射、硬弓、舞刀、掇石等，称为外场考试，第三场考试文字，称为内场考试。考中的武进士也分为三甲。尽管武举难度大，但黄冈成绩一直较为突出。自宋开始，便有武解元——英山人士段钰；明代有武状元文质；尤其是麻城县，该县明代武进士达23人之多，并且还有武会元刘承禧，武榜眼罗四维；至清代，仅武举人就达458人。

　　纵观1300年，黄冈科举有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高中人数多。据权威资料核实统计，并经反复考证，黄冈历史上文举进士共计853人，举人3248人（明清黄陂县、江夏县未计；武进士、武举人未计）。853名进士中，隋唐13人，五代2人，宋代73人，元代29人，明代345人，清代391人。就全省而言，明代湖北进士总计1160人，黄冈占全省的29.74%，清代湖北进士1318人，黄冈占全省的29.67%。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黄冈人数始终处于全省各府州之首。

　　其二，成绩优。据《湖北省志·教育》统计，湖北清代秀才考中举人的比例为100：1—30：1，由举人考中进士比例为30：1。不难看出，黄冈士子成绩非常不错。从相关资料来看，黄冈累计创造了科举史上的97个第一，即5位状元、3位会元、89位解元。其中，文状元4人，武状元1人；文会元1人，武会元2人；文举解元71人，武举解元18人。并且还有1位武榜眼、4位文举探花。

　　其三，能力突出。黄冈士子通过科举，步出寒门，跻身仕途，成为国家良臣。在800多名进士中，约十分之一者官至显赫。有6人任宰相，80余人为尚书或侍郎。如宰相周墀、姚明恭、张鹏翮，礼部尚书李俊臣、张晏然、程居、胡范、陶仲文、王泽宏，兵部尚书余天任、刘天和、刘采，吏部尚书詹同、吴琳，刑部尚书冯天驭、甄淑、金光悌，两江总督陈銮，等等。

　　其四，文武双全。黄冈士人不仅喜文，而且“尚武”。仅明清，黄冈武进士高达90人，其中麻城达23人，名列全省前茅；明清武举人，黄冈共计737人，其中黄冈县清代武举人达152人，列全省各县之中第三位。

　　黄冈科举取得如此佳绩，原因有四：

　　黄冈书院为全省州府中最多。黄冈不仅有鄂东最早的书院——雪堂书院，始建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而且还有闻名全国的名校——黄州河东书院。在明代，黄州府的书院占全省1/3以上；至清代，黄冈的书院仍然列全省之首，共40所，占全省156所的25.6%，大大高于23所的武昌府等其他州府。

　　黄冈学风浓厚，考风纯正。史籍中有不少记载，苏东坡在《书韩魏公黄州诗后》中说黄州：“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麻城县是：“士风厚善，乐于为儒，出重名节，处尚廉耻。”蕲州是“务稼穑，习诗书”。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学政孔祥霖在《奏折》中称：“恭报岁考德安、汉阳、黄州、武昌四府情形……，校阅四府文风，以黄州之黄冈、蕲水、黄安、麻城为胜。”

　　历任知府、知县对教育发展极为重视。一方面，大力建设学宫、书院。如黄州儒学学宫，始建于北宋初年，宋咸平二年(999)，王禹偁贬任黄州刺史，一上任就着手修建黄州文宣王庙；元代至正年间，黄州路总管进行扩建；至清代，先后有知府于成龙、李国麟、英启等予以重修。各县学宫也是建立年代早，知县特别注重修缮。不少书院是由官方所建。另一方面，地方官府积极主动筹措教育资金。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黄冈知县钟葺劝捐置学田3768亩；光绪年间，蕲州知州封蔚祁向绅民劝捐2.38万串，购置田课1685石，余8200串，存放生息；嘉庆二十年(1815)，黄州知府吴之勷断捐十顷九亩地归河东书院，等等。

　　重教兴学，蔚然成风。主要体现在：一是在鄂东形成了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无论是偏僻乡村，还是沿江平原农家，“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二是地方士绅、商人大力支持教育。他们或捐银两，或建书院，或捐学田等。如嘉庆八年(1803)黄冈王宗华，捐三万金重建黄州府试院；嘉庆二十一年(1816)蕲春张廷赞捐银1万两修整州学；罗田阎定帮捐俸银20万两，为罗田买得文武学额各13名，等等。

　　科举，使黄冈走向了全国，走进了世人的视野；科举，奠定了黄冈在湖北乃至全国的教育文化地位。黄冈科举不仅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缩影，更是一部黄冈古代教育发展史。黄冈科举1300年，是奋斗的1300年，是甲冠荆楚的1300年。（摘自雷于怀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