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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鼻祖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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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岳 发表于 2020-4-10 09:37:09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3-23 08:32
《缠足史》的说法,缠足起于宋朝。由于宋代程朱理学滋养出了大批封建士大夫,衍生出了严格的男尊女卑观念。 ...

自汉至唐,女人的社会地位还没有降到宋元明清那么低,女人选择改嫁的有不少。
其中卓文君改嫁司马相如,成为“凤求凰”的千古美谈。更有许多有志的寡妇,最后改嫁了皇帝,如嫁给汉景帝的王娡,嫁给刘备的吴夫人,嫁给孙权的徐夫人,嫁给李世民的萧美娘,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所娶的四位夫人,都是寡妇。
既便是宋朝,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其实也是个寡妇。可见在宋朝之前,寡妇改嫁虽然并不是主流,但却被社会默许,并没有被谁歧视。

程颢和程颐是理学创始人。程颐有一段话很是著名,那是他在闲谈时对自己学生说的。学生问程颐:“寡妇按理来说,似乎不可以娶她,是这样吗?” 程颐回答说是,寡妇再嫁属于失节,娶了寡妇就连带是自己失节了。学生想一想,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寡妇再嫁是不是真的属于失节,于是再问:假如有的寡妇贫苦无依,一个人过不下去,可以再嫁吗?程颐说出了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后来被朱熹当成了社会伦常进行推广,也为后世给多少守寡女子建贞洁牌坊时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程颐的意思,是寡妇与其改嫁,不如饿死。这是他所标举的道德纲常在实际人生中的应用。

    然而程颐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小时候的家教是周敦颐,其母亲郑氏原来是个寡妇。不但是寡妇,而且她后来改嫁了,改嫁之后与第二任丈夫生下了周敦颐。如果说有可能饿死是质疑守寡的一条理由的话,那么郑氏不存在这种理由。因为她是北宋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的妹妹!

所以二程不尊敬周敦颐是因为以上原因!现在把理学鼻祖的虚名套在周敦颐头上,是为二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开脱!

点评

程朱理学流行于宋朝,程颐说过的那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还在朱熹编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就是程朱理学搞的鬼。“存天理,灭人欲”,更不可能允许妇女改嫁之事了。且在整个北宋,理学都没啥地位。朱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20-5-9 09:28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4-10 10: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4-10 09:37
自汉至唐,女人的社会地位还没有降到宋元明清那么低,女人选择改嫁的有不少。
其中卓文君改嫁司马相如, ...

宋朝是中国封建礼教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禁锢妇女思想、残害妇女身心的缠足恶习、禁止再婚改嫁,及营业性娼妓等都是从宋代发展流传下来的。
【关键词】
【出 处】
【收 录】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4-20 11:07:19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3-23 12:48
古代既是宗法社会,也是男权社会,妇女对于男人,是一种依附关系,在男人面前往往唯唯诺诺。所谓“举案齐眉 ...

由于当时理学还没兴起(程颢虽是宋仁宗时期的大臣,但程朱理学确是南宋到明代才兴起),所以宋代后宫居然出现过和离再嫁的嫔妃,甚至是皇后——宋仁宗的养母刘太后(传说中用“狸猫换太子”的那位)都是如此。

刘太后本名刘娥,是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也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说出来你可能并不相信。
刘娥的出身也还不错,只不过刘娥出生的时候家道中落了,刘娥在嫁给宋真宗赵恒之前还嫁过人。
刘娥在外婆家长大的,长大后的刘娥成为一个歌女,她的声音婉转,很受欢迎,由于家道中落,刘娥嫁给了一个四川的银匠龚美,而正是这个银匠改变了他的命运。

龚美觉得在四川的活比较少,于是就带着刘娥来带了宋朝的首都开封来谋生,认为京城有钱的人多,需要银饰的人也多,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龚美的生意并没有因为来到开封变的好起来,毕竟有钱人家需要品牌的东西,龚美的生活非常的艰难,于是他就像把刘娥卖掉以维持生活。

巧合的是,刘娥被宋真宗的指挥使张耆买下,由于刘娥唱歌很好听,于是就献给宋真宗赵恒,当时的宋真宗还是皇子,被封为韩王,宋真宗见到刘娥非常喜欢。

当然宋太宗那也是明君,他见到自己的儿子日渐消瘦,就问赵恒的乳母是怎么回事,乳母就将赵恒和刘娥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认为赵恒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厮混,还导致日渐消瘦,这非常的上不了台面,于是就让赵恒把刘娥赶走,还给赵恒赐婚,将潘美的女儿嫁给了赵恒。

赵恒没有办法,一方面舍不得刘娥,一方面又不敢违抗父命,于是赵恒就把刘娥藏在了张耆的家中,时不时地的跟刘娥私会,虽然当时赵恒还不是太子,但毕竟是皇子,张耆看赵恒这么喜欢刘娥,于是就另外找了一个房子居住,是方便赵恒和刘娥私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嫌。

赵恒即位以后,把刘娥接入宫中,但并没有名分,不过刘娥很会做人,不跟其他嫔妃争宠,因此,刘娥在后宫的人缘非常好。

郭皇后死后,宋真宗就像将刘娥立为皇后,受到了大臣的阻扰,不过宋真宗坚持为止,最后刘娥被立为皇后,刘娥并没有为宋真宗生下孩子,反倒是刘娥的侍女李氏受到宋真宗的宠幸,生下了宋真宗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赵祯。

赵祯并不是刘娥的儿子,而宋仁宗也的确被蒙在鼓里。

刘娥是在宋真宗后期逐渐掌握朝政的,当然大臣们肯定不愿意,不过刘娥利用党争干掉了反对自己的人,等到赵祯登上皇位,刘娥也就完全掌握了朝政。

刘娥有自己的小心思,面对权力她也无法拒绝,天圣二年(1024年),刘娥“违制”,没有着后妃服饰而是身穿帝王龙袍,参加宋廷的册封大典。不过刘娥最终还是坚持没有称帝,曾经有大臣上奏折请刘娥按照武则天的方法称帝,但是被刘娥拒绝了。

刘娥虽然出身不怎么好,也有独揽权力的问题,但始终还是给宋仁宗赵祯留下了一个平稳的政权,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子的。










点评

文天祥的悲壮背后,是一群不要脸的“大宋精英”。 [/backcolor] 正遭到元军攻打的南宋都城临安,却正上演无耻一幕:地方上的郡守县令们,纷纷扔下官印跑路。比如饶州通判万道同投降,和州知州王善投降,建康行宫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20-5-4 08:43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5-4 08:43:05 | 显示全部楼层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4-20 11:07
由于当时理学还没兴起(程颢虽是宋仁宗时期的大臣,但程朱理学确是南宋到明代才兴起),所以宋代后宫居然 ...

文天祥的悲壮背后,是一群不要脸的“大宋精英”。

正遭到元军攻打的南宋都城临安,却正上演无耻一幕:地方上的郡守县令们,纷纷扔下官印跑路。比如饶州通判万道同投降,和州知州王善投降,建康行宫留守赵溍、镇江知府吴起畏、宁国知府赵与可等人,更纷纷弃城逃窜。临安城里的高官们也“不甘落后”,右丞相章鉴带头撒腿跑路,各级衙门官员也纷纷跟风,南宋的朝堂上,一度跑得“文班止六人”。


这些不要脸的“大宋精英”,就是宋理宗推崇的理学培养出来的。所以宋理宗是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5-9 09:28: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周增岳 于 2020-5-9 09:40 编辑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4-10 09:37
自汉至唐,女人的社会地位还没有降到宋元明清那么低,女人选择改嫁的有不少。
其中卓文君改嫁司马相如, ...

程朱理学流行于宋朝,程颐说过的那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还在朱熹编的《河南程氏遗书》中,就是程朱理学搞的鬼。“存天理,灭人欲”,更不可能允许妇女改嫁之事了。

且在整个北宋,理学都没啥地位;理学与苏学在朝廷搞朋党之争。朱熹死时,因理学被当朝宰相韩侂胄定为“伪学”,禁止公开传播,并且禁止出身理学的士子做官,直到宋理宗篡政,理学才算给扶了正。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5-10 09:34:46 | 显示全部楼层
理学与苏学在朝廷搞朋党之争。
更正:洛学与苏学在朝廷搞朋党之争。
因为北宋时期还没有理学,只有洛学。

洛学以搞朋党开始,越搞越大;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权臣史弥远杀死自己的政敌韩侂胄,砍下他的头颅送给敌人来乞求金朝。权臣史弥远还篡政扶植乡镇青年当上宋理宗;宋理宗上台后,为了报答权臣史弥远,10年不理朝政,朝政完全交给权臣史弥远;宋理宗为了保持自己统治是正统的,大力扶植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成了国学;培养出的是一群不要脸的“大宋精英”。

正遭到元军攻打的南宋都城临安,却正上演无耻一幕:地方上的郡守县令们,纷纷扔下官印跑路。比如饶州通判万道同投降,和州知州王善投降,建康行宫留守赵溍、镇江知府吴起畏、宁国知府赵与可等人,更纷纷弃城逃窜。临安城里的高官们也“不甘落后”,右丞相章鉴带头撒腿跑路,各级衙门官员也纷纷跟风,南宋的朝堂上,一度跑得“文班止六人”。

而在南宋末年的诸多“白眼狼”里,最为“超越历史”的一位,当属南宋宰相留梦炎是大宋状元出身,熟读程朱理学;在元军大举南下时爬到了左丞相高位,却在国难当头时,火速在家装病躲猫猫,急的南宋谢太后亲自到他家苦求,才算把他求“出山”。刚当了没两天左丞相,他就撒腿往衢州老家跑,窝在家里不出来。


然后等到元军打到衢州时,一直“病”着的留梦炎,却是立刻来了精神,以“南宋故相”的名义高调投降,卖力做起元朝的官。


宋理宗是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程朱理学也逃不了干系!

韩侂胄是主张对抗北方侵略的大臣,在程朱理学的史官把他定为奸臣!!历史就这样扭曲了!!!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5-30 09:12:39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庙从祀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所以名单里其实总共也就四五个人,都是明代思想史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但这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还是王阳明。

王阳明的成就,到底够不够资格进孔庙?

《左传》里头,有一个很出名的“三不朽”理论,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指标,成为后世衡量成就的标准。如果以这个百世不移的标准来衡量,那么 王阳明的成就算是什么水平呢?

首先说这三大标准中要求最低的“立言” ,说白了就是得著书立说,作出一定的理论研究。再细化一点,按照儒家的标准,要么注经,要么修史,“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才能算数。如果要入孔庙从祀,那还必须对儒学思想有突出的贡献。

这一点,王阳明做到了。他的心学理论,上承宋朝陆九渊,在程朱理学之外别开生面,是明代思想史中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他广收弟子,即便在死后,其学术思想也能由他的弟子们继续发扬光大。直到晚明,心学思想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




这等看来,王阳明功勋卓著,品德无亏,还成一家之言,这水平,孔庙从祀还不是理所当然? 但有关王阳明的争议,主要就集中在这个“立言”上了。

王阳明的心学,甫一出现,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众所周知,心学思想与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在程朱理学把持了话语权,并已统治思想界几百年的情况下,如何才能绕过程朱理学,搞自己的一套呢?

王阳明是很机智的,他写了一本《朱子晚年定论》,这本书的中心内容,就是对朱熹的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当然,鉴于程朱理学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王阳明不敢直接指斥朱熹说的不对,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他认为,朱熹的思想在晚年有了转变,而这个转变的趋势,就是更加倾向于心学的方向。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朱熹的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并且宣称,你们对朱熹的理解都有问题,我这个分析才是对的!

这当然有点耍小聪明的嫌疑,但是,只有如此,才能既不得罪朱熹,不背负“毁谤圣贤”的骂名,又能继续推行自己的学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吧。

但是, 再怎么打擦边球,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永远是分歧极大 ,怎么也搞不到一起去。随着心学的追随者日益增多,心学隐隐有挑战程朱理学的趋势,双方的辩驳问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传统的理学家们对阳明心学,或嗤之以鼻,或大张挞伐,在他们眼里,王阳明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夹杂了佛学禅理的“异端”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意王阳明孔庙从祀,就等于确认其心学思想并非异端,而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又要将程朱理学置于何地?

所以,王阳明孔庙从祀一事,刚被拿到台面上来讨论,就面临着极强的反对之声。

有关王阳明的争论,即便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都闹的沸沸扬扬。他刚刚去世之际, 桂萼 便向嘉靖皇帝上奏,历数王阳明的“罪名”,除了擅离职守之罪(其实是因为病重不能任事),还有一大罪名,就是背离了朱熹格物致知之论,自己搞自己的一套。桂萼将阳明心学视为“邪说”,提议禁绝心学,以正人心。皇帝眼里最看不得这种人存在,这一下戳中了嘉靖皇帝的逆鳞,他马上下旨,王阳明的后人不得继续世袭伯爵之位。

一直到嘉靖皇帝去世,王阳明才再次翻案 ,隆庆皇帝重新恢复了其新建伯的爵位世袭,并为王阳明定下“文成”的谥号,此时,王阳明早已去世几十年了。

眼见王阳明恢复了名誉,万历初年,言官们继续上疏,荐举王阳明孔庙从祀。这个提议一出,理学与心学的争执再次炮火漫天。

由于王阳明的思想过于“离经叛道”,程朱理学信奉者中的保守派,甚至都不肯承认王阳明属于儒家。御史 石槚 语气激烈地上疏,宣称王阳明“谓之道德之儒则未也!”他无法否认王阳明的事功,只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理学家们厌恶王阳明到了这等地步,就更不要指望他们会支持孔庙从祀一议了。

在这个争执不下的关头,一个人的反对意见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内阁首辅张居正。

按理说,徐阶与张居正关系不错,而徐阶就曾经支持王阳明孔庙从祀,那么,张居正作为徐阶的弟子,就算不支持,怎么也不该反对吧。

实际上, 张居正反对王阳明之从祀,倒不是因为学术分歧,而是因为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心学一派对“讲学”的热衷 。虽然弘治年间,朝廷内外还以做一个“讲学大儒”为荣,但到嘉靖、万历之际,无论是嘉靖皇帝还是张居正,对于讲学的风气,都十分警惕乃至于敌视。你一个人发表观点就算了,要命的是,你还广收弟子,“号召门徒,互相倡和”,越搞越大。更何况,你讲的东西,还不是正统的程朱理学,而是一套公然宣称“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的新理论。

因此,在朝堂上言出法随的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不能允许有这样一股思潮在坊间涌动。他曾经下令捕杀了心学的信徒何心隐,活人他能整死,死人就更不必说了。

张居正心里很清楚,压制王阳明的地位,就能趁机杀一杀借讲学之机议论朝政的风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杀鸡儆猴。

有张居正的阻挠,王阳明孔庙从祀一事当然推不动。 这个问题直到张居正去世,才重新迎来转机。

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提出,王阳明应该有资格从祀孔庙。万历皇帝觉得有理,令大臣们讨论此事的可行性。但大臣们的观点还是无法达成统一,根据《国榷》的统计,在上疏明确表达态度的大臣中,虽然支持王阳明的人数已经过半,但也不乏反对之声。而且,负责安排从祀的关键人物,礼部尚书沈鲤,对王阳明也颇有微词,不愿轻易通过提案。

既然大家都站好了队,最后就轮到皇帝拍板了。这一次,万历皇帝选择支持王阳明。

其实,万历皇帝对王阳明本人也未必就那么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 张居正已经遭到清算,被树立为反面典型,那么,张居正曾经阻挠过的事情,当然就是好事 ,必须大力推动一番了。只有把张居正批倒,把张居正曾经作出的决定全部推翻,才能体现出皇帝对朝政的全面掌控,向全天下证明自己“乾纲独断”的能力。

皇帝定了调子,终于压服了一切反对之声,虽然仍然有大臣念叨王阳明离经叛道,诋毁其学说,但已不再能对王阳明的地位构成影响。经过了无数口沫横飞的争议,王阳明死后五十五年,他终于被明朝官方承认,正式定型为“儒家先贤”之一,进入孔庙,与朱熹等理学大儒同列,一体从祀。

孔庙从祀,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王阳明官方地位的沉浮变动,屡次变化,无不包含着种种政治上的考量。他的从祀提案,甚至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枚棋子,王阳明如果泉下有知,恐怕也要无可奈何地微笑了。

总而言之:

心学思想与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在程朱理学把持了话语权,并已统治思想界几百年的情况。

周敦颐的濂学也被程朱理学拉进理学圈子,并且程朱理学把持了话语权,封为理学鼻祖。这个阴谋现在应该翻案了!!!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6-27 07:59:08 | 显示全部楼层
昨天电视台播了:朱熹。有几个教授为理学叫好,朱熹比雷锋。
理学来路,没有提周敦颐一个字。可见拿周敦颐为理学扛招牌,人家不领情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7-20 09:39:37 | 显示全部楼层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掌握政权的统治者都有一套统治思想。
理学在北宋开始,到南宋的宋理宗时期,宋理宗为了维持自己篡位的处境,把理学推上统治地位。以后的元、明、清更是把程朱理学作为官员的进身之阶,所以知书分子趋之若鹜;甚至到今天还有这种残余!
儒学经过汉、唐的盛世到了五代十国,近百年的大动荡后,日渐式微。到了宋朝产生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统治思想------理学。
二程把天理说成是社会的伦理道德,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做到‘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人民不许反抗封建统治,就是饿死也不能违背‘天理’!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维护封建制度。
二程的思想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在朝廷上结成洛党;从此之后宋朝朋党之争不断,文字狱也不断,超过汉、唐各个历史时期。
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文采飞扬,豪放不羁;因为与程颐有一段小小分歧。洛党从此与苏门六君子等人结下世仇。
宋朝之后,开始了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裹小脚、八股文等等封建陋俗一大堆---------
所以理学对孔孟儒学也是一种反动!
北宋儒学开始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北宋五子周敦颐的濂学(也称:道学)首先绽放;二程在年少启蒙时期,请周敦颐做家教,短短一、二年的时间;二程为了沾周敦颐的光,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企图把理学混入道学;可是朱熹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他们是假道学。
所以程朱理学对濂学也是一种反动!!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8-14 14:27: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周增岳 于 2020-8-14 14:39 编辑

     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人,故又称白沙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陈献章本是新会城北圭峰山下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所以明清学者称其学说为江门之学。陈献章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明朝初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陈献章晚年心学思想体系臻于完成,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和“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可以说,白沙心学甘泉心学和阳明心学,构成有明一代心学。因湛若水与陈献章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有继承性与一致性,可合称为“陈湛心学”,是阳明心学的直接源头。阳明心学和与陈献章的学说堪相一致,已是学界的共识,朱维铮说,“陈献章,是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教父”;“广东,是王学的策源地”。

白沙心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反省内求的方法,也注重“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的向外求索方法,因此可以说白沙心学的为学方法是“求诸心”与“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的内外合一的方法。白沙心学内外合一的为学方法是在克服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为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白沙心学之法门。

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屈大均说:“阳明之学,多繇甘泉启发,而阳明亦未尝数言甘泉之师为白沙,则又何故?”冯友兰说,“白沙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时王阳明二十余岁。甘泉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与阳明时相辩论。阳明之学,虽亦自得,然亦必受此二人之影响也”。

      可见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学派,程朱理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也是不同的学派。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8-14 14:45: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周增岳 于 2020-8-14 14:50 编辑

        明代,程朱理学仍是正统官学,但陈献章由宗朱转而宗陆,王阳明继之鼓吹心学,形成了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学派。清初理学盛极而衰,虽仍有势力,但颓势已难挽回,一世学风逐渐转变为以乾嘉朴学为主流。理学从产生到式微,经历约七个世纪。而它在思想界影响的癀泛深入,超过两汉经学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8-14 15:0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朴学,是相对于理学的空疏而言的朴学。朴学又称考据学,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朴实的治学学风。朴学家以研究儒家经典来作为治学宗旨,朴学的经学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的求知方法,即考证的方法。明末清初,徽州潭渡人黄生,提倡读书,重视考证辨伪,著有《学书》四部,于"六书"多有阐发,每字皆见新义被称为朴学的先驱者。朴学的集大成者是清中叶休宁县戴震。在中国经学史上,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8-14 15: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戴震(1723—1777),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屯溪)人。戴震出身于贫寒之家,幼读私塾,以过目不忘和善思好问著称。传说有一次,老师教授《大学章句》,愈听愈觉得可疑,于是向老师发问:“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老师难以回答这个出乎意外的疑问,于是抬出朱熹这一权威,“这是朱文公说的”,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问。不料,戴震仍发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老师听后,无言以答,叹曰:“此非常儿也!”
学术研究中,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据之学大师著称于世的。但与清代中叶其他经师钻故纸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据学的出发点在于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
”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论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理欲二元论”的藩篱,并且视程朱之“理”为专制主义的“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诸如此类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十分流行。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8-23 14:47: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周增岳 于 2020-8-23 14:54 编辑

夫为妻纲”“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枷锁曾经束缚中华女性一千多年。你一定会问,为何会束缚一千多年,封建社会不是从秦朝就开始了吗?而秦朝至清末是两千多年才对。

但是在以前封建礼教并没有那么苛刻,甚至于汉唐盛世,女子地位曾一度与男子比肩。汉朝一个未婚男子娶寡妇并非丢人事,唐朝女子衣着开放程度至今可以与美日媲美。真正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是在北宋时期,朱熹提倡儒家礼教之后。


“程朱理学“的鼻祖程颢和弟弟程颐的,可见当时两程的学说还没有在社会以及朝廷上形成影响。但经过南宋朱熹的发展,这个学说终成体系。

程朱学说要存天理、灭人欲。在这个学说的影响下,社会以及统治者强迫要求人们不能有欲望,连情欲也不能有,如果有的话就是违背了道德。

对女性的影响就是对其贞洁的要求走向了极端。当时讲究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男人“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统治者提倡、奖励妇女守节,使贞操观念普遍化、制度化,整个社会到了明清时期对女性贞操的要求已发展到了极为疯狂的程度,丈夫病危或即将战死,妻妾要先殉死以表忠贞,即使不殉死也要自己守寡终身,


周增岳 发表于 2020-9-30 09:24: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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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年4月27日-1704年9月30日),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

其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理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由此发端,他对宋理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


颜元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

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

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理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


颜元病故。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颜习斋]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李恕谷(公元1659—公元1733年),名塨,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是17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与其师颜习斋合创《颜李学派》。清康熙二十九年,他科考中举,成了光耀乡梓的举人。在中举前及成为举人之后,李恕谷一直师从大学人颜元,是颜元诸门生中最得意又最有出息的一位,反对宋元理学,主张“躬行践履”、“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实习、实用。他这些思想观念深得弟子的推崇,师生二人唱和呼应,时人称为“颜李学派”。

颜元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

他提倡实学,亦有其历史依据。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

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即使读书万卷,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

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

三是“厄世运”。宋理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所以他主张以实学代理学。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理学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

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若联系任公本人之主张与当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习斋亦是欲借此广变革之学,破理学之流弊。并非欲以习斋之说全废程朱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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