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历史上的“敬天保民”思想

第六节
统治阶级的敬天保民思想
        相传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这就是说夏文化不及商，商文化不及周。周文化高于商文化的原因，在于周经济制度不同于商，周统治阶级对民的看法改变了，因之政治与文化都比商朝有进步性。商时民完全为国王所有，是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所以民的生命为国王所给予，国王有权任意殄灭民命。
          西周却有显著的不同。《尚书》里保存不少西周初年的政治文诰，每篇都说到如何治民。其中《无逸篇》说治民要“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加惠于）鲜（穷人）鳏寡”；《立政篇》说“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重农与慎狱尤为封建政治的重要纲领。西周时期的诗篇，也有很多篇说到民事。照《书》《诗》所说，烝（音征zhēng众）民是天生下来的，皇天上帝是烝民的宗主。天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做天的元子，付给他中国人民和疆土，代天保民。元子如果不能称职，皇天上帝就会改选别人。文王受天命称王，因为他实行裕民政治，所以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周初统治阶级鉴于夏商二朝的灭亡，知道“惟命（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要永命必须保民。
        武王在《泰誓》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天心所自出，所以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镜子，也是天子坠厥（天）命或受厥命的权衡。这种天子代天保民的思想，反映出封建主对农奴不完全的所有制，与商朝比较，西周显然是封建制度正起着进步作用的时期。
         武王死后，周公摄行王政七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些陕西长安出土的西周铜编钟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所称颂的周公制礼作乐。
       周本小国，重农节俭，行施裕民政治，变成强盛的大国。
           克商以后，周国旧制多被保存，例如商朝大祭祀用牲多至数百头，甚至杀人充祭品，西周大祭祀用牲不过一牛一羊一豕或二牛，奢俭相差极远。又如商朝杀人殉葬，周国世代重农，需要人力，贵族或国君死后，不用人殉（当然也有例外）而用草人、土车殉葬，后来也就成为周朝的殉葬制度。祭礼葬礼是大礼，商周有显著不同，足见周初礼制主要出于周国旧制，经周公沿用，因而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商周在戎事上也有显著的不同。商时战争频繁，周禁止诸侯间争夺。成王临终，嘱咐康王，要他和远又能和近，劝大小众诸侯相安，不要争夺（《尚书·顾命篇》“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据经史所记，成康时候战争确是少见。
         从西周传下来的文篇里看来，封建领主阶级在开始时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存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它的剥削欲的专利思想也逐步增强了。不过在西周，它到底还是进步的阶级。它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最初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应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

第七节
各族间战争与西周的灭亡
           西周各族间战争，主要是华夏族（华族亦称诸夏，也合称为华夏）抵抗西戎北狄的侵入，其次是对东夷南蛮的攻伐。东方地域广大，周公灭奄，太公灭蒲姑，周势力仅到山东境内，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费誓篇》载伯禽受封到鲁国，淮夷徐夷起兵来攻，伯禽守东郊，不敢开城门。伯禽誓师说“马牛臣妾逃亡，不许藏匿，要归还原主”；又说“不许跳墙偷别人的马牛，诱别人的臣妾”。当时东方国家还保存抢夺奴隶的旧习惯，誓言里严重指出，意在维持鲁军的纪律。伯禽被夷族围困，成王派三军援助，才击退夷兵。
         穆王时候，徐夷国君强大称王，号为偃王。徐僵王联合九夷伐周，穆王害怕，承认偃王做东方的霸主。穆王教楚伐徐。楚战胜徐，势力扩张，成了南方新兴的强国。宣王屡次伐徐夷淮夷，但偃王子孙仍称王，与周天子对立。江汉流域是蛮族根据地。昭王征伐南蛮，全军覆没，君臣淹死在汉水里，周天子声威大损。穆王宣王相继南征，不曾得到大战果。汉水流域有些姬姓的诸侯，全是弱国，这给熊绎子孙很好的发展机会。熊绎初封在丹阳（湖北秭归县），土地非常小，不够诸侯的资格，成王大会诸侯，他只配看守祭神的火堆。可是他的子孙，处在群蛮斗争环境中，坐小竹车，穿破烂衣，开辟山林荒地，吞并许多小国，穆王时候，战胜徐偃王，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夷王时，楚君熊渠更强大，封长子做句亶王、次子做鄂王、小子做越章王。春秋初年，熊通正式称王，统率蛮族，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
          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
        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音险允xiǎnyǔn），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初期曾打一次大仗，俘获鬼方一万三千另八十一人，斩首馘（音国guó。杀敌人割取左耳）耳的人数，大概也不少。此后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槐里，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经过多次战争，互有胜败，筑城防御，仅能阻止深入。宣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东周平王），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西周灭亡。平王靠诸侯的援助迁居洛邑，建立东周，王室衰弱，下降为中等国家。宣王号称中兴贤王，他的功业是征伐外族，获得相当胜利，可是连年用兵耗费很大。他不敢对百工商贾加重剥削，便把费用转移到农夫们肩上。前七八九年（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大败，宣王几乎被擒。他为补充兵力和财物，想出料民（调查户口）的办法。仲山甫谏阻料民，说农夫数目要从各方面间接推知，如果直接查点，一定要起祸乱。宣王不听。这样农夫们负担过重，不愿出力拥护周室。
           到了幽王时候，政治大坏，剥削更重，西周就被犬戎灭亡了。孝王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攻西戎战死，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襄公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襄公派兵护送。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收复周失地，成为西方强国。
        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凡十一代十二王，据《竹书纪年》说共二百五十七年。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从前八四一年即共和元年开始，共和以前年代都不甚确实。简短的结论周国在公刘时候，是一个小部落，有些奴隶给周君服役。太王建立起粗具规模的小国，封建制度开始萌芽，周国从此发达起来。
         文王施行裕民政治，招致附近各地的庶民，分给小块土地，让他们耕种。领得耕地的人，必须无报酬为公家种地并服各种劳役。这就是裕民政治，周国因此变成西方强国。《尚书·康诰篇》载周公教训康叔说：“文王为什么能开创王业，因为‘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他解释敬忌说“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如果文王所治的民，是奴隶不是农奴或农民，很难理解敬忌、裕民的意义。
         武王克商以后，周公成王封建诸侯，规定诸侯对王室贡赋的数目。诸侯对大夫和庶民，也有一定的贡赋法。
         共和行政以后，百工商贾和农夫，在经济上都有些发展，宣王废除助耕公田制，改为征收田租。这种田租就是什一而税的彻法。
          西周奴隶依然大量存在，用途是从事工、商、农业劳动，并且供封建主的家内役使。
           文王定法律确定奴隶所有权，不许互相诱夺，足见奴隶还是构成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在庶民总数中，奴隶数量是较小的。奴隶来源是俘虏和罪人及其妻子，还有被掠卖的穷人。幽王时候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穿贵族衣服，在朝廷做官。甚至贵族也想经商致富。商人助郑君立新郑国，想见西周商人是有力量的。非华族的各族时常攻击西周，幽王终于被犬戎杀死。春秋时期强大国家，在西周全是处在外族包围中的小国（只有齐开始是大国）；变成贫弱的国家，原来却多是大国。

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东周 前七七○年——前四○三年春秋 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
第一节
  在兼并战争中变化着的东周社会
             西周时期，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禁止诸夏各侯国间攻战兼并。原来比宗周落后得多的各诸侯国，因长期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兴盛起来。
       宗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王室衰弱，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后来侯国大夫互相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并列、公室独尊的局面。在兼并过程中，西周旧制度逐渐被破坏，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东周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一般说来，西周社会是比较安静的，东周则进入动荡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但也推动了社会向前进步。西周以来，宗族占有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制度，以封建剥削为其内容，以氏族组织为其外壳，宗子则是宗族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卿大夫受封土作为自己的采邑，在采邑内可以收族聚党。受封人的嫡长子世世相传为宗子，其余子孙以及异姓的姻亲称为族党。他们多数耕种宗子的土地，身体被束缚不能自由迁徙，精神上也被尊祖敬宗的信条所束缚，惟恐自己失去了宗族的庇护。宗子统率宗男，宗妇统率宗女。宗子宗妇受一族人的尊敬。族中如有贵或富的人，不敢显出贵富的样子走进宗子的家里。族人得衣裘车马等贵重器物，要选择好器物献给宗子，次等器物归自己服用。族中富人祭祖先，必须备两副祭品，好的一副献给宗子。宗子与族人的关系，名义上说是“异居而同财”（《仪礼·丧服》），实际是宗子同享贵富族人的财物。贫贱族党耕种宗子的土地，算是宗子和他们同财，实际是宗子剥夺他们劳动生产品的大部分。宗族有土地、刑法（杀人权）、军队（私卒、私属）、臣属（士）、农民（耕田的族党）、农奴（非族党的农夫）、隶农（耕田奴隶）和奴隶（包括手工业商业及家内役使的奴隶）。替宗子管理宗事的人叫做“宰”或“宗老”。又有管祭祀的祝、史，管军事的司马，管手工业的工正，管商业的贾正。宗族实际是一个小国家，所谓氏，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号，宗子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君，他在这个小国里强有力地统治着全宗族。宗族土地大小不定，齐卿管仲曾夺伯氏三百邑，又齐子仲姜宝镈铭文记齐侯赏给一个大夫二百九十九邑。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谓“唯卿备百邑”，大概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制度。侯国内宗族对诸侯要缴纳贡赋，并服各种徭役。有时被诸侯惩罚，加倍出赋，有时被逐甚至被灭族。诸侯权力足以控制各宗族的时候，割裂土地封给有宠或有功的卿大夫，“公食贡”，并不感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但当宗族变成强大，诸侯失去或削弱了控制力的时候，宗族兼并便盛行起来。强宗夺得土地，设地方官（县大夫或邑宰）管理民事，并不分封子弟，停止了新宗族的再发生（宗族中“侧室”“贰宗”为数至少）。亡了宗的族党，失去宗子的庇护，同时也免于宗子的同财，在对地方官有义务缴纳贡赋的条件下，一个家庭自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家长有权力处理自家的财产，有兴趣增加自家的财产，这就形成了一种以家长为主体的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也就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代替以一个宗族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
         一个家庭占地多便成地主，占地少或种别人田地便成农民。不论地主或农民，都需要建立起家长擅权的家族制度来。家族制度的内容是子弟服从父兄（儒家所谓孝悌），妇女服从男子（《仪礼·丧服篇》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和媳妇不得有私财私物，不敢私自借用别家的财物，也不敢私自送财物给别人，一切听家长支配。父母死后，兄弟可以异居异财，每个男子都有可能作家长，参加社会活动，建立在宗族制度上的旧国家因之也就逐渐变为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新国家。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在动荡中，各阶级、阶层都起了变化。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受这个阶级的支配，由此产生地主统治的封建社会。
        西周领主统治与秦汉地主统治的中间，东周和战国，正在进行着两种统治的交替运动，东周则是这个运动的开始。一统治阶级王国贵族平王东迁，七个异姓小宗族从王，供给祭品，平王很感谢，保证他们世世有职位。西周周、召、毕、毛等大宗族，东周都不大显赫，想见西周灭亡时，大宗族几乎全部没落。东周王室衰微，天子丧失威权，王国内新立的宗族，势力远不及西周，天子与王国贵族地位的降低，对整个宗族制度说来，是很大的削弱。诸侯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篇》），这就是周天子和王国大贵族组成的第一等宗族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
         东周前半期，齐晋两国先后霸诸夏，秦霸西戎，楚霸诸蛮，霸主在他的势力圈内有最大威权。其他诸侯在本国也有大权力。政令攻战自诸侯出，这就是诸侯和本国卿大夫组成的第二等宗族在政治上代替了周天子为首的第一等宗族。
         卿大夫东周后半期诸夏各国“政逮于大夫”，政“自大夫出”（同上），诸侯的土地民人逐渐被少数强宗夺去。公室同东周王室一样，只保存尊贵的名分。强宗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士。这种在卿大夫家里任职的士也叫做家臣，家臣对家主效忠，不知道有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谓“家臣也，不敢知国”，就是卿大夫和士组成第三等宗族，夺取第二等宗族的权利。士东周战争以车战为主，晋楚等大国兵车多至四五千乘，中等国也在千乘上下。每车甲士三人，一国有甲士数千人以至万数千人，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就是这些车战的甲士。其中有些偏重在文事方面，他们的主要职务是做侯国小官吏和采邑官吏。又一种是食客，投靠强宗，替主人奔走，谋取衣食。士大抵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军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得到卿大夫的重视。士生活主要是依靠“食田”。“食田”就是食若干田的租税。例如鲁国大夫施氏宗族的宰，有“百室之邑”（一百田）作食邑。士所食的田邑，去职时要交还主人，不能当作私产。齐君曾把石窌（音叫jiào在山东长清县）地方的田赏给一个女子，又曾把五家赏给一个立军功的人，这些被赏的田和被赏的五家所出租税，成为受赏者的私产。东周后半期，战争愈益激烈，为奖励军功，士得受赏田。例如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大战，悬赏：“克敌者……士田十万”（十万当是十田之误，十万亩合千田，赏似乎过重）。田既赏给立功的士，自然成为士的私产，既是私产，也就可以自由买卖。军功愈多，受赏田的士也愈多。食田变为赏田，这样，拥有小块田产的新兴地主大量出现了。他们是强宗的有力支持者，因之某些强宗如齐国陈氏，晋国韩赵魏三家变为代表领主也多少代表一些新兴地主利益的国家。大商人西周时期王国商业比诸侯国发达。
         到东周，诸侯国里出现了大小都邑，其中若干大都邑便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卫文公兴复卫国，齐桓公晋文公经营霸业，都重视通商。齐自太公开国以来，一向是东方大商业国，桓公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奖励商人通行各国间，探知政情。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交结诸侯卿大夫，可见大商人在政治上是有地位的。
       特别是地处南北交通中枢的郑国，国君和商人订盟约：国君不侵犯商人的利益，商人不迁移到别国去。郑国重视商业，商人参加政治活动也更为显著。例如郑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犒师，秦兵不敢袭郑。晋国贵族荀罃（音英yīng）被楚俘获，郑商人想藏他在货车里逃出楚境。
         东周愈到后期，大商人地位愈益上升，越国上将军范蠡弃官经商，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买贱卖贵，都成巨富，各国闻名。土地自由买卖，给商人以兼并土地的便利，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二 被统治阶级庶民宗族制度的土地，由嫡长子世袭。旁系子孙，五世亲尽，从贵族下降为庶民。他们大抵受过六艺教育，有些上升为士或作在官的庶人，但大部分只能耕种宗子的田地当农民。还有一种是丧失宗族的人，例如齐国援助晋国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被赵鞅战败后，族人逃到齐国去务农。这一类庶民保有自由民身分，很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智能，役使贫弱，占有耕地，在土地制度变革时，有些人成为新兴的地主。因为从贵族下降的庶民数量很大，所以庶民也称为百姓，百姓失去了贵族的意义。低级庶民这种庶民是农奴身分，不得仕进上升为士。《左传》所记卿大夫受若干邑，或受若干田，田邑都附有耕种的人，所谓“土著”、“地著”，就是附著在田地上的农奴。还有一些人，或在田野当仆赁（如鲁襄公二十五年申鲜虞“仆赁于野”），或投靠强宗当隐民（如鲁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养隐民，攻走鲁君），仆赁是雇佣，隐民是游民，这两种人的存在，想见庶民和低级庶民正在失去自己的耕地。工商各国都邑里有大小市场，市上贩卖的货物，有珠玉象牙等贵重物，也有普通用品，如酒脯冠履以及受刖刑人用的踊。这种普通用品，很多是小手工业者自己制造，自己设肆（摊）出卖，《论语·子张篇》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贤篇》所说“工肆之人”，正是这一类人。他们制造物品时是工，陈列制成物品出卖时是商，通称为工商、百工或工肆之人。工商地位和低级庶民一样，不得仕进上升为士。这种民间百工和小商贾以及贵族所占有的工业商业奴隶，大都居住在都邑中。他们受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往往起来反抗暴政杀逐国君。属于低级贵族的百工之长也有因丧失官职而叛逃的。如前五二○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失职的百工叛变，悼王“盟百工于平宫”（平王庙），要求他们不要叛逃。衰国与亡国的百工丧职后变为民间百工，战国时民间大手工业者，当是出于这一类人。奴隶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奴隶，因为奴隶是手工业商业方面的剥削对象。
             西周以来，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被看作国家或宗族所公有的人，从他们身上榨取得来的赋税力役，主要用在国家或宗族的军备、丧祭、贡献、建筑等公事上。奴隶被看作“私人”，同牲畜一样，为主人所私有。奴隶大致分三类，第一类奴隶如小臣、仆侍、妾婢、阍（音昏hūn）人、寺人（阉宦）等专供贵族家内各种役使，完全不从事生产。第二类奴隶用在手工业生产，生产品供贵族享用。一个国家有管百工的大官称为工正、工师或工尹，一个宗族里也有工正。工正管理多种手工业，最重要的是车工、金工。车工制造战车与贵族所用的车舆，金工制造兵器与礼器乐器，这些手工业不仅是因为需要专门的技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贵族独占武器制造，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关贵族生活的饮食衣服及用具，也必需有专门技术的工作者，才能制造出合式的器物。这一类手工业奴隶虽然从事生产，但生产品的原料和资财是贵族从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剥削得来的，生产出战争器械以及生活用具，是供给贵族使用的。还有第三类奴隶在贵族专利的山、海、林、薮、川、泽、田地、园圃里从事樵采、矿冶、畜牧、煮盐、捕鱼、耕种等劳动，生产品全部为贵族所有，通过贾正管理下的商业奴隶，变卖出去，获得财物，供给贵族的消费。工商业奴隶的存在，阻碍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对贵族却有利，所以贵族都需要奴隶，人数愈多，贵族愈富。奴隶来源主要是俘虏，例如晋国大夫荀林父伐赤狄有功，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又战争获胜后诸侯对天子，小国对大国，同盟国间有献俘典礼，贵族分享战胜的利益。又弱国向强国求和，有时也用奴隶作礼物，例如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鲁国献给楚国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东周战争频繁，战败国兵士和民人被俘作奴隶，再加上罪人和被掠卖及穷困卖身的奴隶，可以想见东周奴隶数量是巨大的。东周时期，由于铁器在农业上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由于兼并战争的推动，既破坏了宗族制度，又扩大了华夏文化地区。生产力的提高与兼并战争的推动，促使东周社会发生大变化，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度发生大变化，私家占有土地的地主与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出现了。西周以来的宗子（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农奴两个阶级逐渐衰落，新起的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逐渐成长，东周后半期正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认真学习。

<<晋国宝藏文物特展》吸引了许多游客。　　该馆副馆长万全文认为，“晋国宝藏”受到游客青睐，一是这批文物重器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二是晋、楚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和故事性强。　　晋、楚同为东周强国，两国既有惨烈的争霸，也有和平的会盟，文化互相影响。晋文公、楚庄王同为春秋五霸之一，两国历史上曾发生过3次大的战争，互有胜负。展品中西周时期的“楚公逆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楚国重器，也是晋楚两国交往的历史见证。　　这套楚公逆钟，由大小不一的8件甬钟组成，1993年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钟上有铭文68字：“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且（祖）……”铭文上的楚公逆一般认为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熊咢，其在位时间与晋穆侯相当，属高等级贵族，这件礼器为熊咢所有，是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时期楚国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为何这件珍贵的青铜器出现在晋侯墓地？万全文表示，一种可能是熊咢送给晋穆侯，另一种可能则是晋穆侯通过其他途径辗转所得。　　晋、楚的青铜器主体相同，却各具一定特色。鼎是中原礼器中的重器，楚鼎仅在纹饰、形制上与晋鼎相异，而铸造青铜钟则是楚国特有。这表明当时的楚国已然融于中原文化，却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　　万全文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两周时代，以晋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做出了伟大贡献。

　新华网武汉７月３日电（记者喻珮　王贤）曾侯乙编钟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３日的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比曾侯乙早５００多年的编钟，或将改变对钟的起源的认识。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李伯谦介绍说，此次发现的编钟属于西周早期，预计有５至６个编钟，其数量和规模超过同时期已发现的编钟，在当时属于较高等级，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本次发现对于研究钟的起源，和单个钟如何演变成编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可能改变对钟起源的认识。 　　“这些编钟来自于新发现的Ｍ１１１墓葬，这个墓室长１３米、宽１０米，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的古墓。”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总领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说，截至３日下午，叶家山二期考古发掘已清理６０多座墓葬，绝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共出土文物约５００件（套），其中铜器主要为食器和酒器，器类主要有鼎、簋、甗、斝等，原始瓷器主要有罐、豆、壶等。 　　黄凤春透露，本次挖掘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距离墓葬棺底还有大概４０至５０公分，目前尚不能对编钟的形制和规模做准确判断。随着发掘工作的逐层下降，将完全揭露编钟的整体造型和数量，届时“叶家山编钟之谜”将最终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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