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周恩来（１８９８～１９７６），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祖父周竣龙、父亲周贻能。恩来居长，其弟有恩溥、恩寿。据宝佑桥周氏《周氏破塘神茔祭簿》记载：周恩来为绍兴周氏二十一世孙，与鲁迅同宗。是周瑜的后裔。fficeffice" />

    一九一三年进天津南开学校学习，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一九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领导人，并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一九二０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一九二四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月，两次参加领导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一九二六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三月，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五月，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书记。七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会委员。八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持者。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三三年春，与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领导中央红军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当选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九四五年八月，和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共第八届至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长期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和毛泽东等人一起制定和组织实施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ffice:word" />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灵活的方针和政策。一九五四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上，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方针，使会议通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的运转，作了不懈的努力。一九七五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下卷。

    周恩来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信。

                                                                （江西周告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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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伯伯留下的最大遗产”——访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和 fficeffice" />

ffice:smarttags" />2007年06月13日     晶报

中等个头、两道浓眉、儒雅的笑容，第一次见到周秉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奇怪，因为他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前夕，周秉和应邀来到南昌，参加革命后代“重上井冈山”活动。活动期间，他接受了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讲述的周恩来，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睿智、慈祥的总理，更是一个要求严格的长辈。

伯伯取名“秉和”盼和平

周秉和的父亲周恩寿，是周恩来总理的胞弟。周秉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生在北京。他告诉记者，幼年、童年时期，他和兄弟姐妹们就住在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总理工作、居住的地方），与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周恩来在家族中排行老七，侄儿侄女们按当地习俗称邓颖超为“七妈”）朝夕相处。“伯伯和‘七妈’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真的是当自己的孩子看待的。连我的名字，都是伯伯给我起的。”周秉和说，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朝鲜停战谈判。周恩来说，孩子就叫“秉和”吧，寓意就是中国人民秉持和平理念，盼望迎来和平生活。“这个名字真是‘决定’了我的一生。”周秉和说，“我这人不论到哪儿，都会和周围的人相处得非常和谐，很少跟人红脸，这也许是伯伯的先见之明吧。”

从小就沾不到伯伯的光

人民眼中的周恩来，是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好总理。那么，家人眼中的周恩来，又是怎样的印象呢？周秉和告诉记者，周恩来是个把家事和国事分得非常清楚的人。刚解放的时候，淮安老家很多人来北京找他，有些人还希望能沾点光谋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周恩来一个也没有答应。他只对他们说一句话：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后来，周恩来对家乡的亲戚又定出了十条家规，主要内容有：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对于周秉和等侄儿侄女，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决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优越感。“伯伯经常跟我们说，不要因为伯伯是总理，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既造成不好的影响，又不利于自己以后的成长。”周秉和回忆说，有一次他大哥周秉钧从学校放假，行李很多，看到不少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家里有小车来接。于是他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放寒假了，行李比较多，请派车来接。”结果到了放假那天，只来了一个警卫员骑三轮车帮他运行李。回到中南海，邓颖超对他说，车是国家配给伯伯工作使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那时候我还小，不完全懂伯伯和‘七妈’的话，但是我从小就知道家里人沾不到伯伯的光。在我的印象中，伯伯的车家里人谁都没坐过。”

伯伯“逼”我脱下心爱的军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人正常的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周恩来一家也不例外。从这时候开始，周秉和见到伯伯的机会少了许多，然而伯伯对他的影响，却一天天显现出来。1968年，周秉和与妹妹周秉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分别到陕西和内蒙古插队。“伯伯和‘七妈’非常高兴，嘱咐我们到了农村要认真向农民群众学习。”周秉和告诉记者，当时周恩来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负责人。面对这项涉及全国几乎每个城市家庭的工作，他感到压力很大。“他自己没有孩子，侄子侄女里只有我和妹妹还没工作，他感到只有让我们下乡，才能去鼓励别人送孩子下乡。”1970年，周秉和、周秉建因为在农村表现良好，在当年的征兵中，被推荐参军。“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啊，无法用语言表达。”周秉和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让周秉和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新疆喀什的部队驻地呆了一个月之后，部队领导找到他，让他做好回陕西农村的准备。不久，陕西延安地区武装部干部来到喀什，把周秉和接回延安继续插队。后来，周秉和才了解，周恩来得知周秉和、周秉建兄妹参军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地方领导对他们的照顾，属于干部子女特殊化，坚决要求部队把他们退回去。于是，兄妹俩继续在陕西、内蒙古插队。到了1972年，大学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周秉和的父亲周恩寿当时正遭到‘四人帮’迫害），有资格成为招生对象，于是就壮着胆子报了名。”周秉和说，经过推荐和考试，他被清华大学电子系录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周秉和的妹妹周秉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害怕重蹈上次参军被退回的覆辙，迟迟没敢参加“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报名，一直在内蒙古草原放羊。“直到1975年，她才恳求伯伯和‘七妈’，能不能出来学习，伯伯这才答应让她上大学，”周秉和说，“她读了内蒙古大学蒙文系，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内蒙古工作。”

■对话    对伯伯一直深怀内疚

晶报：从您的讲述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您的伯伯周恩来是一个从严治家的人。他对你们兄弟姐妹的严格要求，你是不是始终都能理解？

周秉和：小时候不懂事，无所谓理解不理解。长大以后，有时候就会有些不太理解。有一次还和伯伯拌了嘴。那是我上大学之后，伯伯陪同外宾到我插队的延安枣园大队参观。当地干部说，周秉和在这里和老乡相处得很好，他去上大学了，我们都很想他。伯伯随口就说，那就让他毕业后回来工作吧。伯伯回到北京后，专门找我谈话。他说，我和延安老乡说好了，你毕业之后回去工作。

晶报：您是怎么回答他的？

周秉和：我一听就有点激动，回答：我学的是电子专业，回农村能干什么！伯伯听了，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伯伯已经得了癌症，我的话肯定伤害了他。对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后悔和内疚，觉得自己年轻时不懂事。

晶报：周总理离开我们30多年了，这些年来您想起他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周秉和：说句实话，从感情上来说，我至今不能完全理解伯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有时候想起来还有点委屈。但是，从理性角度出发，我完全可以理解伯伯的良苦用心。他是一个大国的总理，千头万绪的事情需要他负责。他必须为别人做出表率。他自己没有孩子，那么我们作为他的侄儿侄女，也要和他一起做出表率。这样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去开展工作。

晶报：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秉和：伯伯和“七妈”一生廉洁奉公，他们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家风。让我们从小学会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吃苦在先。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工作，没有一个人用与伯伯的亲属关系给自己谋私利。但大家都感到很充实、很满足也很自豪。我想，这就是伯伯和“七妈”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吧!

周秉和，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之子。1951年生于北京。1968年在陕西延安枣园大队插队。清华大学电子系毕业。先后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重庆周大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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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和在昌谈周恩来：“伯父不允许我们搞特殊”图

中国江西新闻网 (江西新闻网、中国江西网、江西网) 2007-6-14 9:10:55

周秉和（左）接受信息日报记者采访。 　　接触周秉和之前，除了知道他是周恩来的侄子外，其余一无所知。 　　12日傍晚时分，记者在周恩来青年研究会会长熊卫先生的引见下，来到周秉和的酒店。刚参加完“革命后代重上井冈山”活动、尚未解除旅途劳顿的周秉和，在离开南昌前的宝贵时间里，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面前的周秉和毫无特殊之处，倘若是行走于人群中，你丝毫觉察不出他是伟人周恩来的后代。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衫，“重上井冈山”红色徽章依然别在胸前。平头短发，皮肤黝黑，方方正正的国字脸，笑起来泛出两个酒窝，看了让人觉得眼熟和亲切，多少能捕捉到一点他伯父周恩来的影子。 　　从小被要求不准搞特殊化 　　周秉和是周总理三弟周恩寿的儿子。总理自己无儿无女，侄儿侄女便是至亲。在家里，秉和排行老五，上有大姐秉德、二哥秉钧、三姐秉宜、四哥秉华，下面还有一个妹妹秉建。 　　1951年，周秉和在北京出生。一向倡导和平友善的周恩来给自己的侄儿意味深长地起名叫“秉和”。 　　说起伯父对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教育与影响，周秉和略为沉思了一下，然后一言以蔽之：不准搞特殊化。 　　打开话匣子，周秉和快言快语，直来直去：我们周家子弟中，没有一个沾上伯父的光。都是普通老百姓，夹起尾巴做人，不准向组织上提要求，不能要组织特殊照顾，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从小伯父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家总理的侄儿侄女概莫能外。当时2.7万在延安插队的知青中，就有周秉和，而妹妹周秉建则去了内蒙古。 　　1969年底，去了延安近一年的秉和回京探亲。伯父在百忙中两次找秉和谈话，向他了解延安的情况。当得知延安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知青大都不安心在那儿时，一国总理寝食难安，立即组织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随后又下发纪要，强调一定要关心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安顿好他们，不久又专门给延安下派了北京的干部，帮助那里的知青和老乡搞好生产生活。这对全国的知青都起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当兵三个月就被“拽”回延安 　　“要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时刻记住你就是普通人，不要向外界讲自己是总理的亲属。这是伯父伯母对我们的一再叮嘱。”周秉和回忆，1970年间，有一次伯母邓颖超陪外宾去延安，当时就离我所在的枣园大队几百米远，而她却没有向身边人员提及自己的侄儿在此。秉和还是在晚上收工吃饭时，才听人说邓颖超下午到了延安。 　　也就是在这一年底，秉和报名应征入伍到了新疆，谁知还没出三个月，就被“遣送”回了延安。原来是伯父听说秉和当兵的事后，认为侄儿参军不符合国家的政策规定，硬是派人把他从新疆“拽”回延安。 　　教导勿忘服务老区人民 　　和大姐秉德相比，秉和与伯父伯母在一起生活和相处的时间要少许多，但两位老人对他的要求和希望一点也没有降低。秉和介绍说，在插队期间，定期要给伯父伯母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而伯母也多次代表伯父回信，鼓励周秉和坚持在农村。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形势出现重大转机，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经当地贫下中农的推荐，1972年，秉和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读书。次年6月，伯父陪同越南贵宾访问延安，特意找到枣园大队的书记雷治富，问怎么让秉和去北京上的学。当了解到侄儿是因为在这里表现好，被贫下中农一致推荐去上学时，他又对雷书记说，那毕业后我再让他回延安参加建设，你们欢迎不欢迎呀？ 　　回到北京，日理万机的伯父没有忘记这件事，又抽出时间把秉和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当面向秉和交代，按正规途径上学可以，但学了本事要再回延安为人民服务，并告诉秉和，已经跟你们的书记说了，他欢迎你毕业后回延安搞建设。这也是秉和最后一次见伯父,时隔不久，被繁重国务拖累击倒的伯父住进了医院，秉和只能通过电话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了。 　　伯父的伟大不止在于人格 　　算起来，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已经31年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怀念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年他的诞辰日和逝世日前后，在团中央等主办的民族魂——周恩来纪念馆网站上，献花和留言者不计其数；在国内还出现了不少专题研究周恩来的网站和众多专门收集周恩来文献史料的收藏家。从国内到国际、从政要到百姓，很多人都是周恩来的崇拜者。即使是像好男儿选秀中的时尚新人，也不止一个人说，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是周恩来。 　　面对人们绵亘不绝、历久弥新的恩来情结，周秉和认为，主要是因为周恩来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着想，无私忘我。 　　周秉和说，伯父生前在总理这个岗位上，他有多难，老百姓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不论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还是从亲属的角度，我们能感受出来，就是周恩来太不容易了，他伟大的地方实在太多，光用一个人格伟大还不足以概括。 　　“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沾到光，但作为后代，感觉还是很光荣的。”周秉和说。 　　接受专访是破例 　　受家风影响，周家后代为人处事一向很低调。陪同采访的熊卫先生告诉记者，除老大周秉德因为是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社会活动较多外，其他几个兄妹平时都很少抛头露面，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的频率不高，因而外界对他们的了解也知之甚少。 　　在与周秉和的短暂接触中，记者能感受得出来。平易中蕴含朴实，随和中流淌真诚。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普通人、平凡人，参加这样的革命后代寻找前辈足迹的大型活动并不多，伯父生前战斗过的很多地方，他并非都去过，来江西南昌这是第一次，接受本报的专访也是破例。 　　从小看着《南昌起义》油画长大，对伯父当年指挥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向往了几十年，直到今天才如愿以偿。踏上这片先辈们用热血浇灌的土地，周秉和很是激动和兴奋，他说，南昌人的精神面貌、南昌城的建设和发展远比想象中的要好。 　　结束采访已到19时，我们随便找了家餐馆，在一起共进晚餐。看到没有吃完的剩菜，周秉和一再吩咐我们“打包回去，浪费了可惜！”，亲自用勺将菜肴装进快餐盒中。看见他认真的样子，记者不由自主地想起一生克勤克俭、吃饭连剩余的一点菜汤也舍不得倒掉的周总理。   作者：危春勇 王东 来源：信息日报                                                                                                                  （重庆周大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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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周恩来侄子周秉和 
总理从不让我们搞特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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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5-8 9:59:59       编辑：梁翼     来源：中国萍乡网-双休刊   浏览次数： 303      网友评论：0 条  >>更多          （进入论坛）

本报记者 许松 文/摄 　　日前，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来萍参观，并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周秉和告诉记者，父亲周恩寿是总理的亲弟弟，总理没有子女，他们兄妹幼年、童年时期就住在中南海西华厅，与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伯伯经常嘱咐，不要在外面讲他们是周恩来的亲属，避免受到任何特殊关照。伯伯说，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不能学八旗子弟，要自食其力，靠本事生存。为此伯伯制定了十条家规，包括“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等。“虽说那时候并不完全理解老人的苦心，时间长了以后，才体会到，保持一颗平常心是多么重要。”周秉和说。 　　周秉和告诉记者，伯伯要求他们兄妹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要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周秉和觉得，在伯父对他们兄弟的希望后面，正反映着他内心深处最终极的人生追求——那是对劳动大众的尊重，还有对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社会的渴望。周秉和回忆，那时他们家住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小胡同都是土路，也不是独门独院，是一个四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伯父这样安排的意思是：老百姓生活有多艰苦，你们也一样跟着艰苦。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缺乏，周秉和全家也一样挨饿，仅仅能填饱肚子而已。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把周恩寿说成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并发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处。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是以退为进，于1968年2月亲自批准将周恩寿“拘捕审查”。周恩寿在大牢内蹲了7年半，尝尽了苦头，但也被间接保护起来，没有落到江青手里，否则生死难料。直到1975年4月末才经毛泽东过问批准，释放回家休养。周恩寿蹲班房期间，周秉和正上初中，被安排到延安插队当了3年农民，后来在北京上学、工作，当一名普通干部。他从没有告诉身边的人自己是周恩来的侄子，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现在已退休，从事网络工作，有自己的公司。                                                                                                 （重庆周大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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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临终不忘办“琐事” 【字体：大 中 小】 　 2010-07-23 04:06
徐恒足>> 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总理因膀胱癌的多次发作，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直到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先后长达一年半时间。在生命最后的5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顽强地配合医生与病魔作斗争，先后动了11次手术。但万恶的癌细胞还是耗尽了他的营养和精力，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在“向马克思报到”之前，他早就把个人的生死荣辱抛到九霄云外，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强忍巨痛，把生命中剩下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用来处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和重要国际事务。但令人敬佩又令人难解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时刻关心着别人，办了很多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的“琐事”。>> 据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在临终前办的种种“琐事”中，突出的有这么几件：>> 一是祭老舍。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杀。周总理闻讯十分悲痛，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此后，总理一直记住老舍。1976年8月24日。重病缠身的总理，要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他去北海公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在一处湖边停下，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他告诉随行人员：“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让我详细讲给你们听。”之后，他一边望着湖中粼粼的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老舍的故事。老舍夫人提起这件往事，无限感慨地说：“那是总理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二是荐杨度。1975年9月下旬，总理病情急转直下，有时进入昏迷状态，不得不中止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延长他的生命。10月7日，总理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三是念西藏。1975年9月，适逢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总理再次提出由他率领中央代表团赴藏，因健康原因被劝阻。后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赴藏参加庆祝活动。临行前，总理把华国锋召到病房，对他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传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华国锋刚走，他又打电话嘱咐他说：“我看过一部《养蜂促农》的科教片，可能适合藏民学习、使用，你带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总理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四是捐国宝。总理六伯父周嵩尧，民国初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后因看不惯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回到扬州，倾毕生积蓄收藏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国宝级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因其“不追随袁世凯称帝和平息江浙军阀一场混战”两大功德，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他1953年在北京病逝前，把收藏的重要文物赠送给侄儿周恩来。总理病重后一直牵挂这件事，在临终前特嘱咐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这几件事，乍看都是些“细小零碎”、“微不足道”的“琐事”，与治国安民的大政方针沾不上边，不值得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亲自去处理，更无法想像它们竟然会排到他临终前的办事项目单子上。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这些“琐事”，并亲自动手去办呢？问题的奥妙就在这里。它是打开周恩来心灵之锁的一把钥匙，也是解读这位世纪伟人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实，只要弄清楚每件事的来龙去脉就不难看出，这些事虽小，却涉及对两个重要人物身后的评价，关系到他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特殊感情，以及如何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去衡量，都不能说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更不是无关大局的个人私事。 老舍先生是国家一位重量级文学大师，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他在“四人帮”的迫害下投湖自杀，死后还一直戴着“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黑帽子。这对老舍来讲，是一场不白之冤；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讲，也是一次沉重打击，难免有兔死狐悲之痛；对党和国家来讲，这种践踏传统文化、伤害知识分子人格、则是一个对党和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精心培植起来的那种相互依存、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更是一个必须谨慎处理的政治敏感问题。多少年来，它一直像石头一样压在周恩来的心头。现在，他重病在身，回天无力，只能利用这最后的一个机会，在老舍当年罹难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祭奠他，寄托自己的哀思，借以表明自己对“文革”中“红色暴力”的谴责和对民族文化、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厚爱，在客观上为后来对“文革”中各种冤、假、错的平反昭雪放了个好样子，其意义和影响是很深远的。 杨度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力主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联络孙毓筠等5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被称为“筹安六君子”。他也因此而在袁世凯死后遭到通缉，到处奔波流浪。后来，他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共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加入共产党，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在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总理一直怕这一重要史实湮没。对有如此复杂背景的人，能不能全面地、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既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问题。所以，他一直在牵挂着，甚至在昏迷中也没有忘记，一醒来就命秘书叫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要他们认真写好这个人物条目。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处理各种复杂历史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同样具有标志效应。 据说，总理一生有两件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去西藏。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准备率团赴藏，后因气侯和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他的遗憾体现了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关怀和期盼，也反映了国家总理在这一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上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在他发觉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少之后，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更为强烈与急迫。但因身体条件再一次让他不能实现亲赴西藏慰问的愿望时，他心里的遗憾更无法排解。他在病床上反复向赴藏参加庆祝活动的华国锋同志叮咛嘱咐的那些话语，像是从心底喷涌出来的一股股激情之火，温暖着藏族同胞的心、援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心，也温暖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至于他伯父临终送他的那些国宝，每件都“价值连城”，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对他和邓颖超这对“无后不悲、官高不显、结党不私、任劳不怨”并约好：“死前不留遗言、死后不留骨灰”的革命伉俪来说，把无价国宝全部交给国家有关部门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用“六不”书写的无私境界当为全党圭臬、全民楷模。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看似平常、细碎的“琐事”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政治背景和感人故事。周恩来在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前，用尽最后一点心力，认真办好这些“琐事”，让人从细微处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忠实的人民公仆身上那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品格、科学的态度、扎实的作风和不拒细流、不弃小事的平常心态、平民情结。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的又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联：江苏盐城市人民中路106号2号楼201室  邮编：224003 稿源：         编辑： 党务资讯

周恩来秘书深情回忆总理“琐事”

发布日期：2008年02月14日

　　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纪东著的《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从1968年8月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作者纪东一直担任周总理的秘书。本书透露了不少周总理日常生活的细节，再现了周总理的伟大人格。现选取书中部分鲜为人知的“琐事”，以飨读者。
　　
　　解鞋带“这事不能让你做”
　　
　　1972年冬，总理的年轻卫士高振普同志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一周。
　　总理当时的卫士长张树迎与邓大姐和总理的秘书钱嘉东商量并经总理同意后，决定由我替小高值几天班——总理在家办公时，白天我仍做我的本职工作(秘书)，夜晚做卫士的工作；总理外出时，我跟着。张树迎对我说：“大姐说了，你是军人，又年轻，又是警卫团来的干部，你就辛苦一下，替几天班吧。”
　　就这样，我兼做了一个星期的卫士，实际上只值了三天班。但卫士的辛苦、劳累、操心，我也领略到了。
　　替班第一天，天很冷，总理出门要穿大衣。平时，警卫给总理穿大衣的情景我看多了。可是，轮到我站在总理身后时，我把大衣从下往上提，结果总理左臂伸到袖筒里了，右臂没完全伸进去，我又稍用力往上提，只听总理“哎哟”一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拐了总理的右臂了。总理的右臂以前受过伤，是伸不直的，我赶忙把右边袖子往下落，在他伸手的时候往上一提，还好，这回顺顺当当穿上了。
　　总理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前，要先在办公室脱掉皮鞋换上拖鞋。我把拖鞋放在地上，顺势蹲下来帮他解鞋带。他却把两脚往座椅下收了回去。我把他的一只脚往外慢慢抻出来，他又收了回去。
　　我莫名其妙，这时，老人家说：“这事不能让你做，我自己能解。”说着，他就弯下腰，把两只鞋的鞋带解开，自己换上了拖鞋。其实对我这个年轻人、晚辈来说，这点小事是举手之劳，而且也不为过，但总理坚持要自己来。
　　
　　爱打乒乓球，教导李富荣
　　
　　我曾问总理，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他喜爱哪种？总理说喜欢排球。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情感，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所了解。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此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文革”时，总理已年过古稀，工作也更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即使1972年生病后，他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进305医院。
　　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有两届世乒赛没参加了，男女队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球队临出国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一直关注着，每天都要过问。
　　在中国队的李富荣与匈牙利队员比赛的关键时刻，匈牙利队员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
　　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胜之不武。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球出界，将会赢得更多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爱好文艺，总理也吹口哨
　　
　　周总理熟悉多种艺术形式，对文艺有自己独特的了解和爱好。
　　他曾亲自修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被许多行家称为“总导演”；他曾把《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请到家里吃饭，讨论剧情和人物塑造；他青年时代写的诗就大气磅礴；他的书法独树一帜，神定气足；他晚年身染沉疴，还吟唱《国际歌》的悲壮旋律；他还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房》……
　　在南开中学时，周恩来就是学校新剧剧团布景部部长，并演出《一元钱》、《华娥传》等新剧。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剧中的女角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扮相俊美，常在剧中饰演女角。不少看戏的学生都对台上那位“小姐”心生爱慕之情。
　　我曾问总理：“总理，您在南开时，还演过话剧呢？听说您还是男扮女装哩？”
　　总理“哈哈”笑了一声，却不回答我。“哈哈，那个时候……”说了一句，又止住了话头儿，不再说下去。那是一声开心的大笑，“文革”时期，国事艰难，他难得有这么开心的瞬间。
　　我听过总理吹口哨，也是在他高兴时的自娱自乐。总理吹口哨不怎么会拐弯，是以“嘘……”这个音调为主。说真话，总理没我吹得好。我曾对总理的侄媳、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邓在军说过此事。那是我们一起去福建泉州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之后结伴游览，她无意中听见我吹的口哨歌曲，说：“纪东老弟，你的口哨吹得真不错。”我对她说，总理也吹过口哨，我还模仿了一下。她觉得很新奇，很开心。
　　
　　听京剧，总理喜欢张派唱腔
　　
　　1974年，山东淄博京剧团排演了京剧《红嫂》，并在北京三大剧场进行了汇报演出，周总理抽空看了一场，并给予了“题材好，演得好，唱腔的创新也非常好”的高度评价。戏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煮鸡汤”的唱段，据说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指点。主演红嫂的是青岛京剧团的女演员、张派传人张春秋，总理很爱看她的戏。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总理、大姐刚吃过饭，电视里正在播《红嫂》，老两口就坐在客厅电视机前边看边聊。我刚好要给总理送文件，一见总理在看电视，就把文件藏在背后——总理难得休息一会，一般这时，我们都尽量躲开。但这次总理已看见我，没法躲开了，总理照样问我：“有事？”
　　我说：“没急事。”我就留下来，也在旁边一起看。这时正放到“煮鸡汤”这一段，总理一边听，一只手还不停地在腿上打着拍子，兴致很浓。大姐突然问了我一句：“小纪，听得懂吗？觉得怎么样？”我脱口而出：“有点软绵绵的，觉得没劲。”总理不高兴地说了一句：“什么软绵绵的，你懂什么！”我一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快溜到警卫值班室去。
　　这时，卫士高振普跟了出来，笑着奚落我：“你不知道总理特别喜欢张派唱腔，净往枪口上撞！”
　　
　　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
　　
　　1969年末的一天，大姐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点左右服过安眠药后，大姐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许奉生出去倒洗漱水，告诉大姐，等自己回来后，再扶她上床。没等小许回来，大姐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大姐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来帮忙。当时总理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大姐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姐床边。一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中，总理俯身挽住大姐的上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小超啊！”呼声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我还有幸看过总理和大姐有一次亲吻的场面。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越南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忧。毛主席对总理的安全也非常关心，总理平安返京后，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主席当时的英语翻译)与他一起向南面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大姐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得知总理专机已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总理一进门，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我这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
　　总理“哈哈”地笑着，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为总理平安归来而欣喜，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摘自《难忘的八年》 纪东

周恩来“自己的”外交部中的琐事

◎  王恺 2005-12-31

“都是30年多前的事情了。”过了30年，满头白发的章含之觉得关于周恩来的话题“挺难谈的”，主要是有了争议，总理不再像一个“神”似的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周恩来分管的共和国各个部中，外交部一直被视为他“自己的部”。章含之记得，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不知道交通管理出了什么问题，堵车堵了一个小时，包括各国大使的车。开完会，周总理火气还没消，把外交部所有人留下，大声批评礼宾司司长。“外交部人人都害怕总理的脾气，他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肯定不像和别的部的人那么客气。” 这时候，周围人帮着司长解释，说堵车肯定是交通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的责任，周恩来长叹一声说:“我还能批评谁？外交部到底是我自己的部。”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总理真正在想什么，他一直要保持自己没有瑕疵的政治生涯——临终前，还要阅读那首主席‘土豆烧牛肉’的新诗，保证自己的‘忠君’形象。”章含之说，“他太注意自己的圣贤形象了，在一切琐事上几乎苛刻地要求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过家鼎的翻译风波 “冀朝柱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过家鼎满面笑容地说到自己的朋友。1962年31岁的他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之前他一直在朝鲜停战代表团和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当翻译，很有经验，“在朝鲜工作时，已经做到了定稿人的位置”。由于当时中国在战后谈判中要争取主动，所有英语会谈都要当场记录，特别是美方所说的话，所以过家鼎一直在练习英文速记，在朝鲜直接收听别人不允许听的“美国之音”，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他本来就英文优秀，到了最后一分钟能记140个字，比美国人还快。 周总理听得懂英文，常常会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有的翻译第一次给周总理工作甚至晕倒。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开始还顺利，“后来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居士’，我就愣住了，译不出来。”周总理当场给他介绍了什么叫‘居士’，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下来后，领导告诉他，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就是说了一句“知识面窄了一点”。并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不能单纯学习语文知识。 这以后，他才慢慢熟悉总理和别的领导人物不一样，在和外宾说话时，他基本上是不酝酿下一句话，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看翻译是否准确”。因为周恩来自己的英语、法语都好，所以翻译们都战战兢兢，“他会当场质问翻译，我说的是社会主义，你怎么翻译成了共产主义？”章含之说她帮总理翻译，也因为不懂“越俎代庖”而当场被他批评，“说我还是行老的女儿，怎么不懂这些？要加强学习了”。 第一次出现问题后，过家鼎开始“疯狂”阅读，他还记得，那个时代，周总理很喜欢和外宾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教训，他就在那时阅读了大量原著，“苏台德区”、“闪电战”、“绥靖主义”都能够脱口而出。也就从那时开始，觉得翻译要当万金油，什么都得会，他自己主攻政治和经济，后来翻译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巴顿将军》都被称为翻译界的名著。 周恩来常考问翻译，经常在会见前讨论哪个词怎么翻，有时顺便把今天要谈的主题事先通报给翻译，让大家心里有数，“要求是很严格，但是他很尊重人，始终把我们当同志来对待。” 周总理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过家鼎还清晰记得当时各国翻译的不同待遇:许多国家的翻译是雇员身份，宴会上不入席，一直像招待员一样站着，有时要奔走传话。有一些国家的随从甚至是跪着服务，而周总理从来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在出席宴会时，要求他们坐在身边。出访亚非十四国时，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不给翻译安排席位。“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在当时尚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冀朝柱和过家鼎分别坐在总理和陈毅身边，对面全是皇室成员。那场面过家鼎一直记得清晰，“看得出对方很吃惊，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 在埃及，由于吃饭的桌子小，实在不能放下翻译位置，周总理就让翻译坐在后面，面前摆上小圆桌，也是有吃有喝。“我那时候工资不高，又要养家，在食堂吃饭时都只吃半份乙菜，一份丙菜，一共一毛钱，有机会大吃一定是好好吃。”过家鼎笑自己那时候“馋”，总理告诉他们，要抓紧时间吃，等他讲话时间就要认真翻译了。 整个在周总理身边当翻译的年代中，过家鼎都为周总理对细节的高度重视而感动、或紧张。“总理是个对小节近乎苛刻的人，每次会见时哪张椅子怎么放都要自己安排，陈毅总是大嗓门说，不要管那么多啊，总理。” 这些对身边小节的关注有的纯粹是琐事，比如冀朝柱婚后没孩子，总理就问他怎么回事，并叫吴阶平给他看病;有的却别有深意，在亚非国家访问时，他要求翻译说话时不要使用“你们应该”、“你们必须”的句子，因为要照顾那些刚刚独立国家的自尊心;翻译“毛泽东思想”时，要用能代表“集体智慧”的翻译，“他说那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是集体的结晶”。 过家鼎1986年开始担任驻外大使，后来担任葡萄牙大使期间更是负责澳门回归的谈判。“我们被称为中国的第三代大使，第一代是将军们，第二代是省委书记们，第三代就是翻译群了。”当时80%的大使都是由外交部的曾经的翻译们担任，大家私底下说起来，都觉得是跟总理这么多年受训练的结果，“他总是习惯和我们讨论问题，慢慢大家都能体会他的外交思想和思路。所以出了那么些大使不奇怪”。 外交部的工作时间 彻夜工作几乎成为外交部的惯例。章含之记得，总是深夜12点，周总理处理完所有部工作后来外交部开例会，是他每晚的最后一个会，“他觉得这是自己管的部，放到最晚开是应该的。”她那时候年轻，不能熬夜，总是很困，就盼这会开到一半可以早点吃夜宵，“吃完了就可以清醒一点。”总理自己面前是花生米，大家吃馄饨或面条。例会一般要开到两三点。 不过司长们没她那么轻松，大家总是紧张地在开会前看当天内部参考，“共有两大本内部材料，谁都不敢不仔细看，总理总是问大家当日事件，一次，非洲司司长没注意一个小事件，被他好好批了一回”。 过家鼎印象最深的是基辛格访华时，“天天要熬到夜里三四点”。总理总是端着一小杯茅台和大家讨论工作，一边在手里捻花生，“听说总理酒量好，但是我在他身边的时候，医生已经不允许他喝那么多了”。那时候每晚的议题是，怎样的说法对方能接受，而对方的方案要马上翻译出来，看我方能接受哪些。 因为中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一般对方提出新闻公报的方案，都稍加修改就通过，但是美国的这个不一样，双方始终是针锋相对的。“很多人觉得中美一直对立，这次谈判中国一定让步不少，我那时候帮总理翻译，其实总理口气一直很硬，在每点上都没让步。基辛格没生气，还很尊敬总理，后来他书里反复提到总理。”过家鼎还记得大家都认同的基辛格的话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他翻译出来，总理总算觉得中美可以在这句话上达成共识。 每天工作通宵，实在不能忍受，有人提出来应该8小时工作制，被周总理知道了，过家鼎还记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这种提出想法的同事——“什么？你说什么？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还要求8小时工作制？那和资本主义国家索要加班费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吓得不敢吭声。过家鼎说:“最享受的是加班一周后，下一周可以轻松点，早上不用准时上班。”而上班的空闲时间，外交部内的豆制品供应是他和冀朝柱的兴奋点。 周总理则是每天早上6点睡觉，中午起床开始工作。“那时候觉得他身体特别好，不怕劳累，可以活到90岁。”过家鼎坚决认为，没有“文革”，周恩来肯定寿命很长，“他不是一般人，有着伟人的特征。” 章含之记得周总理的另一工作特征，“有着常人没有的记性”。总理认识她时，给她讲自己年轻的时候托过章的父亲“行老”帮忙，把在法国的印刷机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册运到德国的事情。那时候周恩来在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受到北洋政府的控制，所以委托在欧洲游历的章士钊把东西运到德国，“他当时也没暴露身份，就说是学习材料。多少年了，父亲一点不记得这事，他还记得很清楚”。“他记性太好了，知识也渊博，在这些方面，只能用天才来形容。” 1976年2月21日，周总理逝世不久后尼克松访华，“其实尼克松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和共产党对立，但是他去看望邓颖超时候，真的动容了。”当时在场翻译的章含之记得尼克松谈到总理时整个表情都有变化，说他见过世界各国的许多领导人，周是最让他佩服的一个。章含之觉得，“总理呕心沥血，献身都到没有自我的程度了，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章含之说，因为总理的严格待己待人，他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受惠，他的秘书到最后还是个司长，“身后名是他生前就追求的”。 总理的感情抑制 从乔冠华与总理的关系和几件琐事上，章含之得出总理总是抑制感情的结论:“总理很少动感情，他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感情交流，他是太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早在年轻时候，章含之就因为父亲的关系进中南海和总理吃过饭，“那时候不懂事，就觉得总理特别注意细节，父亲的香港行程一点一滴他都要仔细安排”。后来进外交部工作，和总理接触增多，才发现他是个常年控制自己感情的人。 “他从40年代在重庆就领导乔冠华，乔老爷也是他最欣赏的部下之一。”外交部的文件尽管经过正常手续上报，他也要问当时任副部长乔冠华看过没有，“乔看过的东西他才放心”。可越是这样的关系，周总理就越是注意要让别人意识到他对乔很严格，平时见面时永远是公事公办的态度。四届人大选举，毛泽东提议乔冠华任副总理，被周总理阻止了。他说还要等等，后来又对乔冠华说，他不愿意别人说他要提拔自己的人。“当时他能说乔老爷是他的人，也算是很坦白了。一般总理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也因为这样，总理偶尔的感情流露她才觉得特别珍贵。她清晰记得自己看见的总理唯一的一次感情流露:1975年，总理癌症复发，“知道总理不会再好了，”她和乔冠华都很难受。在美国和欧洲访问时，买了一些夏威夷果，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种坚果，知道总理爱吃花生米，这比花生香，也软，就买了一些。路过巴黎时又买了羊角面包，“也就是总理在法国留学时常吃的东西，”回国后送给总理。 总理在一天接见外宾后，叫陪同接见的他俩留下来说:“我从来不收别人的东西，这次我知道你们是给一个病人的礼物，我是一个病人，我收下了。”乔冠华几乎当场泪下，一直和周总理“没什么情感交流”的章含之说她心中一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总理动感情”。 过家鼎也记得总理很难得地流露真实想法的瞬间。那是“文革”刚开始时，总理和外交部几个熟悉的工作人员在一起时说:“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不都是封建主义那套吗？万岁更是封建。” “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被迫说着各种违心的话，章含之很理解总理，“设身处地的想想，还有谁能做到总理那样呢？委曲求全，要不是他，中国当时的经济哪里还能维持？”总理的委曲求全让她看着特别难受，他没保住贺龙，贺龙死后几年他去参加追悼会，“照顾总理的卫生部长刘湘平告诉我们，总理当天激动得不得了，病情加重了”。在章含之看来，总理平时的感情流露得不多，于是每次流露真情都特别地让人替他难受，“总理太委屈自己了”。 1976年1月初，总理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每天见几个要见的人。1月7日下午是乔冠华，但是负责照顾总理的卫生部长刘湘平说总理太累了，情况不太好，改日再见吧。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总理就去世了。“乔老爷就这样没和总理见上最后一面。” 章含之还记得1月8日那天特别冷，本来说李先念要召集几个部长开会，结果接到电话说会议取消，“不祥的预感就来了。因为已经知道总理那几天已经不行了”。乔冠华中午赶去开会，结果一去不回头，“后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杜修贤打电话来，要我照顾好乔老爷。说他在八宝山情形不太好，已经哭得一塌糊涂了”。 总理逝世后，大批人群在天安门自发悼念，“乔老爷要司机开着车，要我陪他去”。章含之有些害怕，当时很多人明哲保身，尤其是高层领导都不敢出现在天安门。可是乔冠华坚持要去，一去就被群众围住了。第二天一早又要去，“走到英雄纪念碑最高处，又慢慢往下走。有新闻制片厂的同志在拍摄，我很害怕，叫他们不要拍，可是乔老爷说，怕什么”。章含之的记忆，在30年后的冬天里仍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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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留灰 生而无后 劳而无怨……

周恩来的六大惊人之“无”震惊谁？
　　周恩来的六大惊人之“无”，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作为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完全的共产党人所应该也必须具有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更反衬出了党内某些伪君子、真小人的丑陋面貌和丑恶灵魂。【详细】

【内容提要】
　　【第一“无”】死不留灰　【第二“无”】生而无后
　　【第三“无”】官而不显　【第四“无”】党而不私
　　【第五“无”】劳而无怨　【第六“无”】死不留言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
　　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
　　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
　　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又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
　　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
　　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
　　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外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当时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月初杭州会议，毛主席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主席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1958年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之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
　　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连毛主席都说过，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你必须等待多数人或高贵者的觉醒。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经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深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
　　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点评：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种无私 点评：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种无私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1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
　　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
　　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
　　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50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1700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心里总觉得大概有一天还是会有人来要为总理修一座庙。庙是神的殿堂，神是后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筛选出来的模范，比若忠义如关公，爱民如诸葛亮。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
　　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22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摘自梁衡《红色经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孺子牛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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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亲人隐居54年 多靠小生意和打工维持生活

　　记者郭长秀通讯员张燚文图  2011年10月26日08:27

　　核心提示

　　周恩溥（1899～1945），是周恩来的大弟弟，1945年1月初，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让说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不说，严刑拷打后没几天即含恨去世。昨日中午，周恩溥终于和妻子儿子“团圆”，他们的骨灰合葬在了焦作凤凰山公墓。

　　周恩溥的后人周荣庆一家一直隐居在焦作市，他们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世，就这样平凡、平静、平常地在焦作度过了54个春秋。然而他们与周恩来交往的故事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深思。

　　1

　　焦作凤凰山公墓免费提供墓地

　　周恩溥和亲人得以合葬

　　昨日中午，在焦作凤凰山公墓举行了一个简单安葬仪式，周恩溥和妻子儿子合葬在一起。

　　周恩溥的妻子及后人，在焦作与普通市民一样，一直过着隐居闹市无人知的生活，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平淡，甚至穷酸，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反倒常常让周围人从他们身上感到一种渗透肌肤的阳光与向上。

　　周恩溥的孙子周志勇告诉记者，爷爷的骨灰在山东，奶奶和父亲的骨灰在焦作市北山一处墓地，如果不是焦作凤凰山公墓特意照顾，将亲人的骨灰安放在一起还真有些困难。焦作凤凰山公墓的成主任说，为了表达对一代伟人周恩来同志的敬仰，同时也为其后人提供一个祭奠追思先人的场所，陵园特免费为周恩溥先生及其家人建造了墓穴。

　　2

　　隐居焦作54年

　　这个家庭的主人叫周荣庆，他是周恩溥唯一的儿子，周荣庆的伯父正是我们敬爱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如今，周荣庆已经去世，他的爱人晋菊清一个73岁的老太太和大儿子周志勇生活在一起。周荣庆、晋菊清育有两儿一女，孙辈也是两男一女，孙女是老大，已结婚成家。目前，祖孙三代11口人中，只有周荣庆的大儿子周志勇有正式工作，其他人均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

　　他们一家就这样平凡、平静、平常地在焦作度过了54个春秋。

　　3

　　周总理专门交代

　　周志勇说，他爷爷周恩溥是1945年初去世的。当时，他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让说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没说，严刑拷打后没几天就含恨告别人世。

　　他奶奶王兰芳、三爷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正常上班。周总理就对他们说：“你们拿着人民的‘小米’（指工资），又不能正常上班，干脆提前退休吧。”

　　如果正常退休，能拿到70%到80%的工资；而提前退休，比例要小得多，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周总理就说：“你们的生活、看病钱，我出。”

　　就这样，周总理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三弟，拿出50元给二弟媳。看病吃药钱也是总理根据需要另出的。

　　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参加工作，持续到王兰芳去世。

　　并且，周总理专门交代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周志勇这些后代，现在的住房虽然寒酸、生活虽然清苦，但从来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也从来没向谁抱怨过一句。

　　4

　　作为周总理的亲属，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

　　在晋菊清的小屋里，老人给我取出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送给她的一件遗物。这是邓颖超在世时常穿的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当时，赵炜把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遗物分送给了周恩溥、周恩寿的后代们。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周总理的至亲，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留给后人的遗产！

2012年09月05日 13:4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雷颐

本文摘自《历史，何以至此》，作者：雷颐，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外事无小事，那么，外事中的一些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小事”，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发表的《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到，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这部新闻片的结尾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举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带有宗教色彩，不太合适，于是改称为“晚汇报”。如果是集体生活，如学校、军队、干校，则每天的三顿饭前也要集体“汇报”。                                           （重庆周大全收集）

文革中外宾问 为何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2012年09月05日 13:4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雷颐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要求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领导”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次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那时，还会强迫要求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呢！据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曾有这样的年代：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的还是外语背的，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的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还是根据李达南先生的回忆，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无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同意，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军国大事何可胜数？相比而言，这些都是细碎小事。然而，唯其“细小”，才更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氛围”之荒诞。在后人看来，这些近似笑话，但万万不能一笑了之。                      （重庆周大全收集）

值得细细品读！

[b]周总理的事迹感人至深，摘录存用，感谢收集！

蒋介石对周恩来真情流露：你是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一系列秘密接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安时，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

2013年02月13日13:48    来源：解放军报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一系列秘密接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穿针引线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

　　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做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后几经辗转，潘、张冲终于实现了在香港会面。

　　尔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自10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后认为，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但并非“铁板一块”，主动寻求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接触渠道即是一个鲜明的“讯号”。

　　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风云突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

　　此刻，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情急之下，“第一夫人”宋美龄致电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庆龄之后立即约见了潘汉年。在此紧迫形势下，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在此基础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张、杨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12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到周恩来，一股难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开始同国民党正式谈判。

　　在西安时，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在此情况下，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西安会谈起初较为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到最后即将签署时，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谈判收效甚微，看来许多问题尚需与蒋直接谈判才能解决。在周恩来再三请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国统区与蒋介石面谈。

　　分久必合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转道杭州，再次与老对手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3月的西湖，以她的妩媚多姿吸引着众多的游客。而位于湖滨的“澄庐”别墅，也悄悄地迎来了蒋介石夫妇。在张冲的安排下，周恩来和潘汉年在烟霞洞这一秘密场所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落座之后，蒋介石心绪颇佳，显得很爽快：“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紧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凭着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蒋介石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于是，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谋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机遇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礼尚往来

　　3月27日，周恩来借着祝贺宋美龄生日之机，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父子分离许久的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动了真情，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

　　或许是出于礼尚往来，一直陪伴蒋介石在西湖会谈的宋美龄，主动到中共代表的下榻处拜访，感谢周恩来和潘汉年“西安事变”时曾经给予她的帮助，并对中共的光明磊落和周、潘的才华风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斯人已去，黄鹤不返。70年后的今天，当年参与其事者均已故去，然而，这次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西湖秘谈”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历史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