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国务院(1954年10月25日前称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同时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并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担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49年至1952年间,周恩来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周恩来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后主持制订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在经济好转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冒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现状的过高指标。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其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却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判。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四省一市中共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并表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周恩来被迫作检讨。1月11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并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5月15日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被迫再次进行检讨,大会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会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但在此前后周恩来被免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交部长等兼职,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60年至1964年,为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8至9月间,他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召开(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派遣人员在海外持续购入黄金,以控制物价。
他在任期间,还支持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主持兴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且是中央专委主任,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的总策划与总指挥。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都给予特殊的关注。
1949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还兼任外交部长,参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决策。1949年10月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中苏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来同毛泽东先后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进行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就旅顺口、长春铁路、经济援助等问题达成协议。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使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1955年,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在香港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包租飞机)上安装了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炸药,机上11名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事先改变行程,幸免于难。不过周恩来仍然坚持赴会,并在会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最终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国籍问题。
1955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国的接洽也在暗处进行,为了召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科学家,周恩来利用外交手段,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并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换回钱学森等人。1964年,周恩来会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上海达成协议。当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公报,中法建交。同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到达当日,几内亚为此全国放假一天,首都当地居民几乎倾城夹道欢迎。总统杜尔亲自驾车拜访。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4年11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试图修复中苏关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对他说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并率领代表团离开当日晚宴。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届)、副主席(十届)、国务院总理,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等职务。1966年,周恩来亲自劝说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首先称呼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67年,周恩来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而杨成武则认为周恩来实际上担任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和领导者并主持了针对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三。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不赞成的情况下,带头积极支持江青、叶群进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以及林彪集团成员与张春桥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引发了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与康生跟随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和吴法宪,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1971年春天,毛泽东全面发动了针对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政治斗争,并将斗争引向林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先后主持了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进行批判。在毛林裂痕越来越大的时候,周恩来奔走中间缓和关系,提议林彪主动找毛泽东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仅周恩来为知情者,以保密电话随时联系毛泽东。9月12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日夜,林彪出逃,周恩来全程主持了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并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黄,吴,李,邱。
1972年周恩来在医疗检查中发现膀胱癌。1973年中共十大,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提议江青进入常委,遭毛泽东反对。同年,毛泽东以外交工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的名义,发动了对周恩来的批判,组成“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1974年,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党内的“大儒”,后来直接点名“批周公”。但毛泽东最终否定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未能打倒周恩来。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叶剑英成功组阁,他再度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身体已经极其虚弱。国务院工作移交邓小平处理。
1975年冬天,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并将《水浒传》人物宋江作为反面教材,影射党内投降派。周恩来在重病之下多次高呼自己不是投降派,并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邓小平接任总理,未获回应。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官方和民间存在诸多争议。官方叙述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大批老干部。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使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增长趋势[103]。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大树江青,协助毛泽东处理刘少奇和林彪,并主持政治局会议对陈再道拳打脚踢,是文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下旬发表一次对党内干部的讲话,要求保持晚节,“晚节不保,一笔勾销”。为此,周恩来专门以瞿秋白的狱中自白书为例,指责瞿秋白晚节不保,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 几天之后,红卫兵砸毁了瞿秋白的坟墓,全国掀起了砸毁坟墓的浪潮。
文化大革命时,不少古迹文物在“破四旧”的名义下遭受浩劫,周恩来不断设法予以保护,从而挽救了大批珍贵文物,为中华文化存续做出重大贡献,其中著名的实例有派军队进驻保护杭州灵隐寺、北京故宫、莫高窟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
1968年,北京大学有学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即1932年2月,国民党用“伍豪”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宣布退党的声明),毛泽东一开始沉默不语,后亲自批示这是污蔑。1973年11月,毛泽东指使王洪文,江青组织会议批斗周恩来,并上纲上线为“第11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对此批评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夫妇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邓颖超还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尽管国内政治情势混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仍然卓有成效。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赞比亚达成一致,由中国方面派遣人员技术及材料,援建坦赞铁路。1971年7月9日、10月美国总统特使亨利·基辛格秘访北京,并与周恩来进行长期会谈并达成协议,中美关系改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否决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提案。1972年2月,周恩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从而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1972年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难身亡,接到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周恩来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说:“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当即失声痛哭。
晚年与纪念活动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带病工作,1973年2月,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这时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1974年5月,癌细胞扩散,6月开始,周恩来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术;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10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亲自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计划”。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当时的局势进行大范围整顿。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后始办追悼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仪式。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代表团,当时周恩来已经坦然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10月7日,周恩来还不忘提醒杨度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邓小平探望时,告诫邓须再三忍耐。1976年1月7日,在弥留之际,周恩来临终遗言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因病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逝世,享年78岁。从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去世为止,一共做了13次手术。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召开,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整个会议在一种极其悲伤和庄穆的气氛中进行。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黄海黄河入海口。灵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上百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中国大陆各地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仅仅几天时间,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放满了群众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但是普通百姓其实送不了那么大的花圈。
1976年4月5日,为中国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但毛泽东通过毛远新的传话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直接导致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被视为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动,与当时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集会并称“四五运动”,为打倒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兵不血刃,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民间及政界进行着。2008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地区开展各类纪念活动。